在小说《长恨歌》的结尾，“包着一层枯皮”的王琦瑶被长脚掐死。小说接着写道，鸽子“盘旋空中，从不远去，是在向这老城市致哀”，“新楼林立之间，这些老弄堂真好像一艘沉船，海水退去，露出残骸”。但《长恨歌》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整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
这是1995年的王安忆。那时的她还相信花草有另一季的枯荣，相信市民（bourgeois）是上海可能的未来。二十年后，小说《匿名》里，老一代上海人杨莹瑛“意识到自己已是局外人，被这城市排除出去”：市民在“式微”，在金融阶级面前节节败退。《匿名》的结尾是这么写的：“摩托过去，留下单纯的时间，声音消失了，寂静也消失了，载体都退去，赤裸的时间保持流淌的状态，流淌，流淌，一去不回。”王安忆2015年的时间观明显不同于二十年前；如今，历史是一条单向街。
在这条单向街上，书店越发不是读书人的去处了。当京东在双十一搞出六百减四百五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去书店买书，而不是去喝咖啡呢？当pdf、pdg、djvu、epub、mobi用起来那么方便，为什么还要去买那些定价节节攀升的纸，放在家里沾灰、占空间呢？即便就了解新书动态而言，豆瓣和微信朋友圈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或许正是在书变得如此琳琅满目、唾手可得的时代，讲讲哪本书好，更值得读，便显得并非毫无意义了。
前段时间佩里·安德森来华讲学，八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了他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这是安德森七十年代风华正茂的时候写的两本著作，另外，金城出版社也在同一时间出版了安德森去年的新著《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译）。这本书无疑是至今为止安德森所有汉译出版物中译得最好的一本：据说，“帝业”（Imperium）和“谋士”（Consilium）的译名还听取了安德森家人的意见。
另外一本翻译得极好的新书是柄谷行人的《民族与美学》（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日本学者非常令人敬佩的一点是，他们不光做经验研究，还有理论坚持，而他们的理论著作还能译成英文，让西方人学习，柄谷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民族与美学》中关于康德和弗洛伊德的讨论令人很受启发。这本书的译者是薛羽，他本人也是一名编辑。
译林出版社最近出了两本关于托克维尔的好书：曼斯菲尔德收入牛津通识读本的《托克维尔》（2016年11月）和谢尔顿·沃林的《两个世界间的托克维尔：一种政治和理论生活的形成》（2016年10月）。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前者是施派干将，其马基雅维利研究颇为出名，而后者的《政治与构想》亦十分重要。《两个世界间的托克维尔》是本得奖之作，该书提出了两点主张：其一，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代表了民主首次作为政治理论的焦点的时刻；其二，托克维尔的理论代表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一次重要的早期对决。
沃林说，在西方，托克维尔总被不同的派别征用，那么在中国学界，马克斯·韦伯一度也扮演了一个类似的角色。十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德国著名史学家蒙森的名著《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该书由韦伯的“专职译者”阎克文所译。关于韦伯的汉译，有的老师推崇台湾的康乐、简惠美译本，但我个人在读了《经济与社会》的部分章节后，还是更偏爱阎译本。说到韦伯，顺便提一下受他影响的西方古史学家芬利。之前商务印书馆出过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我曾在巡按里写过，五月商务又出版了他的《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