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如何评价美国“新清史”学术成绩的问题上，出现了这样一种为其辩护的声音，即以濮德培（Peter C. Perdue）2005年出版的《中国西征》的书名含有“中国”这一关键词为据，径直断言“新清史”学者其实根本没有将清朝“去中国化”的历史书写意图，由此得出结论：国内一些学者的相关批评，完全是无视基本事实的断章取义，与“极左”时期一度盛行的全无学术水准的政治大批判毫无二致。如此说来，凡属笔者这类认为“新清史”存在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学者，都应该对自己的研究态度反躬自省。不然的话，就是彻头彻尾地冤枉了“友邦人士”或者“中国人民的亲密诤友”。这篇小文不拟彻底检讨“新清史”学者的政治取向，仅就《中国西征》的书名问题，诚恳求教于以上述论点来为“新清史”辩护的朋友，切盼他们不吝赐正，以使笔者这类乡曲之士，也能获得学术上与时俱进的难得机会。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在某些情况下，欧美学者为自己的学术著作所起的书名，表面上常常与所要表达的真正观点相左，以通过微妙的反讽，凸显其所立新说的迥异流俗。试以目前已有中译本行世的历史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的名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为例，作者写作此书的中心目的明明就是要清除过去流行于欧美史学界的那种认为唯有西方世界才拥有真正历史的固执偏见，以揭示世界各大地区之间的联系互动由来已久。用作者自己在该书导论中的结语来概括就是：无论是那些宣称自己拥有历史的人，还是那些被轻视为没有历史的人，都是同一历史轨道的当事人。因此，倘若有评论家并未浏览全书的具体内容，却抓住书名“没有历史的人民”一语不放，进而把沃尔夫定性为传统观念的忠实卫道士，那么这种评论才是彻底误解了作者的中心观点。
饶有趣味的是，依笔者看来，前述那种紧紧抱住濮德培书中标题出现的“中国”不放，以此断言作者主张“清朝等于中国”的论调，看来正属于此类望文生义的情况。简而言之，他们都未睹原书，却又勇于代外人打抱不平，由此上了书名的当而犹不自知。濮氏此书的全名是《中国西征：清对中央欧亚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那么，作者为什么要用“中国西征”这样一个貌似符合中国学者历史认知的表述作为标题呢？这当然只能在作者原书的内容里寻找答案，绝不可由旁人替他作答。想必一心为濮氏辩白的先生们对此也无异议。幸运的是，濮德培本人早已在正文之前的序言中（其在原书的页码为ⅩⅣ，以与后面正文中用阿拉伯数字标注的页码相区分），仔细而明确地交代了相关的取名缘由：“我仔细地选定了以‘中国西征’这一标题作为书名，这是因为该名称是一个讲述征服的故事，并且得到了今天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the Chinese nation-state）的‘背书’。然而，其实是‘清在征服’，而非‘中国的征服’（But it is the “Qing Conquest”, not the“Chinese Conquest”），因为这一事业的诸多参与者都不是汉人（Han Chinese）；至于这里使用‘中央欧亚’一词而不用诸如‘内亚’、‘中亚’、‘蒙古’或‘新疆’等则是出于要表现出这个帝国（通过征服）获得了一大片界线模糊的地域领土。”
从作者上述原话中，我们完全可以确定，濮德培之所以挑拣“中国西征”而非其他作为书名，正是为了刻意表现出一种反讽的意味，以加强全书对史学研究中所见的“中国民族主义”因素的批判力度（此种批评是否合理，这里姑且不论）。恰好与当初沃尔夫把“没有历史的人民”嵌入书名标题，借以挑战颠覆传统观点的做法如出一辙。濮氏在正文中所做的这类针对“中国叙事”的长篇讨伐，具见是书第十四章“关于征服的民族化历史的书写”，对应于原著的第497-517页。相关辩护者对原书未尝寓目，又轻于为人代言，这才弄反了作者的立意，最终还以此反过来指责持批评立场的本国学者不学无术。濮先生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尚有如此为其着想的忠实知音，真令人羡慕不已。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学者吴启讷先生已在相关文章中揭示了濮氏选取书名的真正原因，其文就发表在两年前汪荣祖先生主编刊行的论文集《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中。无论学者对其中观点赞成与否，此书自出版以来，即在相关的“新清史”论战中享有颇高的知名度，目前大陆的专业性学术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等，均已购入此书，绝非难觅的稀见读物。其实，笔者一点也不反对为“新清史”辩诬，一直以来也乐于阅读学习此类著作（譬如素以思想深刻著称的姚大力先生和定宜庄女士的评析文章），以此指望改变自己弱于知彼、闭目塞听的状况；只是，对那种不肯亲力亲为，单靠道听途说著文，并伴以深文周纳的罗织手法，笔者始终感到无法苟同和难以接受。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