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的《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李茂增译，三联书店，2016年10月）初版于1999年，中译本增加了2002年的“平装本前言”，作者自述其初衷是“对东亚-美国关系进行理论化、历史化的分析……本书更深远的目的则是既从东亚一方，也从美国一方探寻双方复杂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对美国进行自我反思：不仅反思其对外政策，更反思其行为、假设，同时也反思跌宕起伏的情节赖以发生的美式舞台布景”。他认为对美国与东亚双方互动关系的考察必须首先去除自己视觉中的“黑斑”，进而举例指出在詹姆斯·费诺斯的日本研究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均存在着“黑色斑点”。不妨认为书名中的“视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作为东亚史,尤其是朝鲜历史的研究专家，卡明斯对东亚诸国与美国关系的由来及发展的论述充满了历史感和现实感。其中一个很关键而且独特的角度是从朝鲜历史看美国与东亚关系，例如论述二次大战中的美日太平洋战争的第二章，结论部分的小标题是“朝鲜眼中的美日相似性”，容易被研究者忽视的朝鲜视角正是矫正“视差”、去除“黑斑”的重要一环。该书最后一章“东亚与美国：双重视域与霸权的出现”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二十世纪美国霸权在东亚的延续，指出作为冷战结果的美国的霸权和遏制战略在1990年代发展到鼎盛阶段，并在最后的“结论”中提出随着美国霸权的日渐衰落，“日本远比中国更有可能转化为霸权国家，而且在未来的许多年，都仍将是东亚最重要的因素”（300页）。这一结论的有效性当然仍有待验证，在今天看来作者对于中国崛起的速度和“意义逆转”真的是估计不足。
卡明斯在书中几处提到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对其提出了严厉的批驳。他认为“亨廷顿炮制了所谓‘文明冲突论’：孕育了西欧和美国的大西洋文明在没落之途，与正在崛起的东亚相遇。……亨廷顿的文明话语则遮蔽了21世纪的新的现实政治。亨氏的构想（他主里要是通过19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这一镜头进行观察的），西方将韬光养晦，以应对正在到来的全球冲突”（19-20页）。然而，如果认真读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恐怕很难认同这种简单化的批评。亨廷顿的论述包括了文明与普世文明的概念、权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文明之间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和中国文化问题、断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未来、人口增长对权力的影响和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如何成为防止世界大战的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显然远非“19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这一镜头”所能囊括。另外，促使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忧患意识首先是出于对美国内部危机的认识。他详细分析了来自内部的多种挑战：如果移民继续拒绝归化，美国将成为分裂的国家，欧洲文明也将会遭到严重破坏；西方社会内部宗教信仰的冷漠趋势；六十年代美国民权法案通过后的各项趋向于多元文化的立法；美国国内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以多元文化的名义集中而持久地攻击美国认同的两大基础——欧洲文明遗产和自由宪政的政治原则。2004年亨廷顿在其新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中更为集中和清晰地把研究视角转向美国国内问题，讨论了美国国民认同遭遇到的严重危机。这与卡明斯说的“要了解美国与东亚的交互关系，却首先必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国家”（20页）不仅在视角上相同，而且亨廷顿在这方面的着力之巨、分析之深入也远远超过了卡明斯在本书中有关美国的论述。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美中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关键是双方都不愿意接受对方的领导地位或霸权，很难说这不是相当清醒的对于“21世纪的新的现实政治”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