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的一些剧作家，或者说那些一味标榜精神原创的剧作家们，无疑是错把时代的精神和人的精神混为一谈了。而在戏剧艺术中，这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表达时代的精神时不能没有“人”，反之，作品中如果有“人”了，至于搁哪个时代其实不一定有那么重要。能做到将丰满鲜活的人物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书写固然好，但是将时代背景模糊，将笔触重点落在深度开掘人的境遇、人性的复杂矛盾上也不失为抵达经典的一个途径，如《乌布王》、《等待戈多》、《秃头歌女》等。相反，如果将时代精神高置于人的精神之上，不管它是《司马迁》还是《杜甫》，是《正考父》还是《孔子》，伟人的千古胸怀都挽救不了舞台上的苍白。
不妨就以第二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开幕大戏《杜甫》为例。拿诗人杜甫入戏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在创作前一定要确认杜甫首先是人，而不仅仅是一位流芳百世的诗人。他不仅有史书上留下的史料生平，他也有人的灵魂。对待普通百姓是何种样貌，对待朝廷官员是何种样貌，对待自己的朋友、妻子、孩子是何种样貌？他有何种情怀？他又有何种弱点？既然是以人物来命名的作品，就绝对不能缺失对人的深入了解和思考。这部由唐栋编剧，王晓鹰导演的原创作品力图以时间为推进铺陈出一条背景线，以杜甫的诗篇为贯穿勾勒出一条心理线，遗憾的是历史的铺陈没有让我感受到人物面对国破山河在的深切哀伤，诗篇的贯穿也没有让我感受到诗人矛盾纠结的灵魂。一个腔调、一种表情、一个躯壳敷衍出了这位伟大诗人的大半生，一个平面的、单一的、概念化的杜甫撑了两个半小时。能够感受得到编剧的创作诉求，他认可杜甫怀忧的士子情怀，认可他正义而高尚的人生选择，但是如何把历史中的真实人物落于艺术舞台，如何还我们一个活生生的杜甫，而非一段遥远而干瘪的历史，这是需要唐栋先生再思考的，恐怕仅仅靠“冥冥中的缘分”（引自节目册《编剧的话》）是不够的。戏剧创作还需要创造力、想象力和戏剧技巧，这就是艺术要求的原创精神。
没有创造力、想象力的戏剧作品，纵然有人物首创、题材首创那又怎样？那些根据古老的经典剧本改编的、充满导演创造力的作品，纵然没有这些所谓的首创，就要被隔离在“原创”之外吗？我想，这绝对是偏颇的。戏剧作品原本就是由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共同完成的，与中国戏剧创作者更倾向排演新创剧目不同，国外的导演似乎更倾向对经典名著进行再解读，而戏剧大国俄罗斯更是每年都有相当高比例的经典搬演，难道这些作品就当不起“原创”吗？
至今还记得去年的德国邵宾纳剧院来华带来了两部大戏《信任》和《哈姆雷特》。前者在我国的创作者看来属于绝对原创，后者则是旧戏新排。但它是导演奥斯特玛雅在经典文本基础上的再创造，透过哈姆雷特的躯壳将自己对社会的批判和内省表达给观众，却博得了更多人喝彩。两个作品，虽然风格各异，却都以极强的冲击力透露出德国当代戏剧的样貌。没有亦步亦趋，没有因袭传统，没有因循守旧，德国剧场艺术所表现出形式上的反叛以及主旨上的反思精神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日耳曼民族血液中流淌着强大的原创精神。若以国人对原创的偏好，是不是会觉得后者不如前者高级呢？
何为“原创”？我想，它更应该指向一种超凡的创造精神，而不是具体文本的首创。独创性本来就是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只因今天是一个“复制粘贴”的时代，信息的发达使得任何东西都可以极为轻松地被复制、被拷贝，包括艺术生产。于是，一些毫无底线的“拿来”使得无论是一度文学创作还是二度导演舞台呈现，潜心之作都少之又少，令人震撼、引人思考的作品更是稀缺。作品的繁荣掩盖不了创造力的疲软，在看似繁花似锦的利益驱动下，艺术生产所必需的思维沉淀、时间沉淀成为天方夜谭。
摄影/王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