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将这套体系延伸到其他社会，并没有产生奇效。彤斯朵和布斯写到了一个受“音乐救助体系”启发、由瑞士基督徒资助的机构，在伯利恒附近救助遭遇创伤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孩子。两位音乐指导承认“他们主要教的是顺应能力”。一个孩子在参加抗议时主动摘掉了头罩，被认为是一大教育成果。在非洲地区，类似的机构至多只有短暂的安慰功效。
在苏格兰，健康改善首席官员已经为当地的音乐救助分支“大噪音”背书，预计该项目能够为格拉斯哥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省下两千九百万英镑的社会支出。坦白说，这真像是天上掉馅饼了。并没有证据表明上音乐课能够比做运动更能改善儿童健康，但音乐名流如美女小提琴家妮可拉·贝纳德蒂宣扬“大噪音”是苏格兰万能灵药。
在利物浦，爱乐乐团也有一个类似音乐救助的项目叫“和谐无间”，乐手们受到贫困孩子努力学习的激励，孩子们也很珍惜学音乐的时间。但这种互动毋须“音乐救助体系”的教义也能达到。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音乐救助体系”的最伟大成就是全球化品牌，从阿富汗到新西兰都灵验的万全之策。
阿布雷乌的谦逊理想如何成为音乐教育的星巴克连锁店，这个故事还没有人来说。从这两位心醉神迷的作者的玫瑰色镜头下，你很难学到什么。人们需要的是基于结果的“音乐救助体系”方法研究。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的消息一天坏似一天。被捧上天的“音乐救助体系”，并没有拯救祖国于水深火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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