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小锋：这不是正说明了他的处境吗？他不为人所理解。事实上，他是一个想回到过去辉煌阶段的人。所以我在片中说，老刘是一圈又一圈地从外围走向北京，也一步步从现在回到过去，试图回到1974年。
东方早报：你的意图是要告诉观众，历史会把一个人改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讨论雷锋精神。
黎小锋：当然，这还需要讨论吗？老刘被历史所塑造，个人和历史就存在这种建构与被建构的微妙关系。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而且拍到最后，我觉得我拍的并不是老刘，而是我们自己。
东方早报：你如何评价他和媒体的关系？
黎小锋：老刘也是媒体，他是流动的媒体，通过他自己把雷锋的信息传向全国各地，用他的话说，“让每个人心里都喊一声雷锋”，从我们一般人的认识来讲，他的宣传还是很好的，他利用一些媒体来放大他的声音，放大他的影响，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他为了媒体的报道做一些配合啊……
他和媒体的关系虽然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但站在他的角度，我觉得他是很聪明的做法。很清晰很明白。他曾经也和我探讨过，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拍纪录片的，你想要什么。我问他我想要什么，他说，那还用说吗……这也是我们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吧，但前提是我摄像机关闭的时候。
东方早报：你这么强势的性格居然在一开始就处在弱势。我看到片头有一句话，“从他那里，我注定一无所获。”
黎小锋：没错。他关于他的婚姻家庭是极其严谨的，我猜想他的严防死守是怕真的有天说出了某些秘密，会破坏他的光辉形象。这也是我会和他发生矛盾最直接的原因。我是从纪录片的角度出发，因为一个纪录片人物应该是丰富的，他应该有事业家庭和情感。
东方早报：所以没有深究“1974年”的这个结尾是被迫投降了，还是你认为是相对完美的？
黎小锋：其实我对他的婚姻和家庭已经了解了，我也实地去走访了当年和他相关的人，但他在镜头前没说的话由我来说，我觉得不合适，所以我和贾恺在反复看素材讨论之后，觉得不讲老刘的婚姻家庭，片子结构也是完整的。我们并没有资格对他做一个价值评判。作为个人来讲，片子最后的结局如何，大家喜不喜欢，我都认，因为通过做这么一部片子，对自己的观念有了触发，我很满足。
东方早报：你有没有问过他，“投资300亿建立共产主义学习基地”这个主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黎小锋：我问过他，他觉得建立基地才是他此生有望触及的最高理想，像这样的理想其实是不能够随便说的，因为你一说，会觉得你这个人野心怎么这么大，其实他平时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些，只是面对我这个镜头，他也不屑于和我具体说这件事，觉得我档次太低，理解不了这件事，“投资300亿建立共产主义学习基地”，就是他的一个乌托邦。
东方早报：你给这部片子打多少分？
黎小锋：我觉得它应该和《我最后的秘密》是同一水平的。但这个片子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在后期找了那么多方法去尝试，去结构，这算是对我们创作本身一个很大的提高。
东方早报：能不能简单讲讲试错那部分的过程？
黎小锋：一开始没有用第一人称，后来放进去，并且强调了我和老刘之间碰撞的那条线索，因为这条线索是贯穿始终的，第二，就是到底把“1974年”放在什么位置，后来我们决定放在后面。他从边缘走到中心，从现在走到过去，他其实都是在朝向他当年那个挥之不去的“心结”，这样的话我们就清晰了，历史的误会、历史的荒诞，就一下子通过他的讲述展现了出来。当我们把这个段落放在最后，我们的制片人也觉得这个结构终于ok了。
东方早报：看完了这部片子，我想起了余纯顺，如果没有媒体的塑造，可能他也不会去罗布泊，最后也不会死在那里，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如果没有志愿者、媒体这样铺天盖地地支持他，你觉得老刘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梦想”吗？
黎小锋：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想他和媒体的关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1974年，上面专门派了一个摄影记者，专门报道、塑造典型，你往前回溯雷锋，也是一样，因为有一个记者在跟着他。你再看现在，也是有媒体在跟着他，很大程度上，老刘也是媒体塑造的英雄。虽然历史阶段不同，但现实是一样的。
东方早报：怎么看“英雄”这个词？
黎小锋：我们这个时代有英雄吗……对此我一直很怀疑。我更愿意把老刘看成一个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