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是向《战争与和平》的致敬之作。二战期间格罗斯曼躲避战火期间，《战争与和平》是他的手边书。
格罗斯曼塑造人物的功力比托尔斯泰差了一大截。比如托尔斯泰写爱情，安德烈王爵看见少女纳塔莎坐在窗边张手欲飞的瞬间，爱情自然产生，在读者心里也一样留下深刻的印记。格罗斯曼笔下并没有这样四两拨千斤的桥段，往往勤勤恳恳地写了一大段，也仿佛没有写到人心里。
气质上，格罗斯曼是比托尔斯泰单纯善良很多的知识分子。他看到国家机器必然的无情，写人性如何在恶里面依然闪光或者如灰烬般明灭。也在当年的苏联环境中勇敢地借人物之口说出党和纳粹的相似之处，斥责总是由不懂的人领导懂的人，“第四权力”的便捷和荒唐，让你生和让你死一样迅速的集权体制，已经足够好，但是毕竟比《战争与和平》的思维长度短了一截。
这当然和时代很有关系。托尔斯泰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变革的时代能量最为充沛。作为旧俄贵族，他熟知本阶层人的闪光点和劣根性，也清楚支撑旧俄国家机器运转的能量在哪里。战争虽非他亲历，贵族困境和摇摆心态却是他身处的环境。托尔斯泰时期的俄国对贵族来说依然自由。特权仍在，依然有能力思考。
而格罗斯曼的时代是不自由的。在这里才能说真话，问政委“对集体农庄怎么看”这样大忌的问题。
旧式俄国豪侠气在这里变为被禁止的游击习气。曾经俄式无赖样只追求快活习性，举国上下都不见了。军人一面浑身激动想死战敌人，一面畏缩着不满于“国家”对他们的忽视。
人生的意义，却已没有太多余力思考。
但是格罗斯曼的心软也很可爱。他给了6号楼一只小猫咪，让战士讲一个在草原上和小兔子守在一起等候炮击过去的故事；又让科学家维克多接到母亲被抓进集中营前写的长信，为集中营中一个爱动物的小男孩和无子无女的女人临死建立母子般的感情。
据说《生活与命运》到欧洲之后，并没有很受欢迎。苏联味道太重，太正气善意，太规整纯真，就作品的艺术性来说的确比《战争与和平》差了点。除了苏联作家，还有哪国的作家能写出这样一本明镜一样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