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须论到一点，便是前文所及，就是各行各业的狂，这就关乎本书主旨，书名唤作“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不能说恰切，但也不知有更合宜的说法。但帽子多少有些大，戴着让人觉得有些松垮，中国文化，涵盖太广，按说这片沃土所生长的一切精神之麦苗都属此列，凡政治、宗教、科学等正经五谷入得，那么解牛的、斫轮的、运斤的等杂粮也该纳入，观之一齐，论述备至，阳春白雪有狂，下里巴人也有，文治武功如王阳明是士人之狂，庖丁解牛你能说不是屠夫之狂？艺可通乎神，技也可进乎道啊。通神进道便是狂态萌生。说来，这活计却不是尽一人之思倾一人之力便能完成的，需要更多的人来补充完善，从而最终完成一部集狂之大书，不管是狂者的集中营，还是尸骨的麇集处，只要能攒和起来，组装完毕，便是至大至美、至大至亮的一个大火把，怕是可以照出中国往何处去的，或者探彻洞明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中最好的东西的。
一时代之士能否狂，狂到何种程度，外在的势是影响极深的。狂士从来都很难立足，汉成帝时怒而折槛的朱云不死，但汉宣帝时的盖宽饶却被处以大辟，“引佩刀自尽于北阙下”。三国之虞翻，曹丕臣卢毓，或流放，或降职，对抗权杖，结果自负。不合时宜，或被流放，坡公便是，格格不入，难得善终，盖宽饶也。狂者多受摧折，于是只剩下异行奇节之人。
精神健全者才能有所谓狂态，病恹恹的已经无有生命活力，也便不能有狂野的心志，这世界，精神健全已十分不易，所以举世少狂人，而多阉人，所谓阉人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不“敢说，敢笑，敢骂，敢打”之人。王阳明真狂圣，只说这句：“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观之者，应知，若是狂者便只能用狂来成就自己，狷者也只能因狷而获得完成。
真狂之士断不会放下身段，软了心志，但不放下身段便很难有所作为，不放下的都做隐士了，这有所作为的，浊世生存，能做多少做多少，总是尽量去做。方孝孺，千古一男儿，成就得刚烈，竟遭灭十族之祸。斯等大情怀、大襟抱、大气象之人，为人所仰所慕。徐文长，“醉去狂来呼李白，散发题书万竹中”，与李白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相埒。犹记得去年看到他画中题字，心潮澎湃，袁宏道之《徐文长传》说他“晚年愤益深”，和崔健说的“老头更有力量”如出一辙。袁宏道亦为狂士，说：“道不足以治天下，无益之学也，狂不足与共天下，无用之人也。”古之士，今之知识分子，若不能将身家性命与学问、家国缚在一处，学问何为，家国何系。
有狂意，人生便活得壮烈，但也活得幽暗。所谓看得明白活得清楚，这人生这活法，就只得承受随之而来的一切。狂人明白，不明白的是那些没有狂过的，用一本书的书名套来一用，你永远都无法激狂一个不狂的人。《狂人日记》只能为狂心所写，人不狂心还不狂，那还不把人憋死啊。
所谓天妒英才，对应一句，世损狂人，怕是不错。别的不说，只说“流离和战乱同样是狂者精神的杀手”，这狂者的天地便愈来愈小，终至敛退、销迹，渐渐不复现于人间，难见真的人的时代，狂人已经成为稀有物种。不是无以生存，便是自我阉割，狂已不再，连正常情绪反应都被视作过激之论的时代，狂何以为，以何为？
刘先生对此更为惶惑，“书生留得一分狂”的期许到底可信否：“我在对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作了一番漫长的考察之后，不由得自己也迟疑了。不知道他（吴于廑）的期许在今天是过高还是过低抑或恰到好处或者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惶惑中更有清醒：“中国文化里面显然存在一种尚待发掘的狂者精神的传统。”我倒觉得，命题是否恰切不打紧，打紧的是失落了的东西怎么追回，消退了精神如何复生。说到复生，似乎更合宜的态度是发掘和找寻，发掘得深，找寻得广，便会有所得。木心先生《遗狂篇》，在我看来就大有狂意，他说自己“不过是一介忘了五石散而但饮咖啡的古之遗狂而已”，遗狂之人，不知是否可以作为刘先生立论的一个支持或者旁证。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本让人“夜中不能寐”的书，起坐或可弹鸣琴，或可鉴明月，亦可让清风吹襟，忧思伤心，更是让人想在死寂的夜里呼号嘶叫几声的书。惊雷阵阵，必有豪雨，刘先生这声雷，唤醒无数死寂，唤活欲生之魂，唤不唤得醒天公抖擞，就当一寄望吧，这暗沉沉的世道，总得有这样的雷，骇人的，一身汗的，一把泪一把尸骨的。
刘梦溪《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