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初读之下，简直难以置信：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居然能够彻底无视其中“买卖人口”的元素。更让人震惊的是郜艳敏的遭遇——以她为原型的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竟能从拐卖人口的黑血里硬是扒拉出了点“感动”，将一个女性被拐卖的遭遇，变成了“最美乡村女教师”的故事。而最可怕的是，郜艳敏的遭遇并不是孤例，这种从脓疮里找情怀的做法也不是个案，央视节目《等着我》里，倪萍为“儿子寻母”极尽煽情，却完全忽略了所寻找的母亲，正是被拐卖的女性。
“本地媳妇太贵，越南媳妇便宜”，在这样的叙述里，女性的身体成为了明码标价的货物。而在这些对买卖妇女的报道叙述里，我们看到的是“本国姑娘不够分，不买娶不上老婆可如何是好”，是“母亲如何被娶进门的不要紧，要紧的是儿子需要你”，是“被拐女贡献乡村教育，感动中国”，在这样的思路里，女性的存在同样是工具性的：她能被用来生育、能被用来生产（比如教书），却唯独没有被当成“人”来对待。
与性别比失衡、性别偏好、性别选择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遗弃女婴。女婴遭弃的新闻，年年都有、屡见不鲜。这些女孩被遗弃在厕所、商场、菜地、火车站……其中活下来的一部分中，有些会被跨国收养。这部分女孩长大后，有些会来中国“寻亲”。2012年“耶鲁女孩”去武汉寻找生身父母，曾有44个家庭前去相认，最终皆未果——“寻亲”与否乃是个人选择，外人无法评判。然而，在对这样事件的报道中，媒体选择的关注点与视角却值得商榷。
近期一条新闻，报道一位被美国夫妇收养的女孩，回南京寻亲。全篇新闻的落脚点，在女孩不忘“中国根”，文章写得“温情脉脉”，对女孩父母在第一胎生下女儿后，为生男孩而遗弃第二胎女婴的行为，以及这背后折射的根深蒂固的性别偏好与不平等，一笔带过。
正如前文所说，根据2005年数据，我国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在第二胎、第三胎时达到峰值。实际上，从1982年到200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看，我国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在第一胎时，其实皆趋于正常水平，在第二胎后，则稳步升高。这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某种近似于“不生出男孩不罢休”的执念。
与“一定要生男孩” 紧密关联的是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观念：儿子常常被视为年老后唯一的保障和依靠。而“养儿防老”的根源，则是父权制下的婚姻与家庭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被遗弃的第二胎女婴、从畸高的第二/三胎出生性别比、从“不生男孩不罢休”的执念中，我们该看到的，是诸多需要考量的现实决策性问题：是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是女性的财产与继承权的保障与实践，甚至是全面开放二胎后，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应对措施。
是严谨审慎地直面问题，而不是用虚假的“温情”掩盖问题，不是用面目可疑的感动，将鲜血包裹成鲜花。
女性消失了——这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因为她们的消失，对一部分男性与社会本身产生了负面影响，才成为问题。
（作者：周韵/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