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意象早在上世纪70年代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中国女孩》（China Girl）中就已初步奠定。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如今看来其实是种族歧视色彩颇强的。除了那句让人恼火的“My little China girl”（我的小中国女孩），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歧视性举动：用双手把眼睛拉小，借以讽刺亚洲人眼睛都很小这件事。这一举动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其实会被认为是非常粗鲁的。录影带中还有莫名其妙的“撒米”场景，印记着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另一Stereotype——米。
拉娜·德雷是现代歌手，代表美国曾经那种奢华复古风。她的歌曲充满了一种反讽的张力，也充满着对女性角色、身份的深层思考。由此，她的很多歌词都是反讽。同时她的歌曲画面感也极强，会在其间塑造一种强烈鲜明的人物形象，歌词中充斥着一种“整个世界压在其身”的绝望态度，所以才被中国媒体戏称为“殡仪馆天后”。
由此可知，她的那句歌词，就说明了“中国娃娃”的Stereotype在西方人眼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然而，也正是“柔弱顺从”这一非常表层的性格使得亚裔女性在西方社会又具有了另一层优势。顺从，这一西方女权主义者尤为批判的性格特征，也不得不公允地说，很多亚洲女性确实是天生存在于骨子里的。在父系社会感很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从小服从父亲、兄长，长大则是服从伴侣。
当然，这种“中国娃娃”也早有性格觉醒。严歌苓1992年的小说《少女小渔》就展现出华裔女性对于身边男性开始产生的某种自觉性反抗。这个于今天，当然更是进化了。
可是，从另一角度阐释，这两种亚裔女性的Stereotype也包含了白人男子对于东方女子一种不可知的迷恋。1960年的电影《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将这一迷恋变成了一种公开讨论的风潮。而这种难以名状的迷恋，也一直持续到今天。
英国电视台Chanel 4纪录片里的一句话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你可以把一个女人带离中国，但你却无法把“中国”带离一个女人。这或许是至今亚裔女性特别是华裔女性在西方社会有着某种特殊气场的原因吧。她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中国，却因为某种殊途同归的原因，身上的东方色彩永远不会被洗净。
套用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那句话，“不幸的女人都很相似，幸福的女人却各有各的不同”。除去这两种根深蒂固的Stereotype，如今西方社会也滋生出另一种什么类型都不沾的亚裔女性。扎克伯格的妻子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就走的是和邓文迪完全不同的一种路线。身为出生在美国亚洲餐馆的第二代移民，普莉希拉·陈像很多亚裔孩子一样认为在美国社会要站稳脚，读书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于是她13岁时就问当时公立学校的老师要怎么考上哈佛（美国公立学校一般是家境不够优越的孩子所上，升学率远比不上学费较贵的私立学校），而她后来就真的考上了哈佛。
Stereotype对于如今亚裔群体的影响仍然是巨大和令人困扰的。在《纽约时报》发布的Op-Docs系列视频中，一个韩裔美国女孩在采访中称，有人跟她打电话时说，都能听见她的韩国味从电话里扑面而来。一个亚裔男子说，他对于“种族”的第一概念来自于他很小的时候，他向他很喜欢的一个白人小女孩纯真表白：“珍妮丝，我爱你！”“你的肤色像屎的颜色！”被表白的小女孩愤怒地回道。
同样，当人在国外的时候，如果当地人问你“从哪里来”，这其实也是不甚礼貌的，也是很多东方人经常反感的一个问句。因为理论上大家说的都是英语，为什么只因肤色的不同，就被常常问及“从哪里来？”
美剧《超感警探》里恰恰就有这一相似场景。“你来自哪里？”关在监狱里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囚犯问。
“南加州。”被问的韩裔警官Cho丝毫不理睬他字面下隐含的意思。
这或许是处理Stereotype的一个有效方法吧——不卑不亢地直接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