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共同体到利益共同体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学术并无法通过严谨的实验、坚实的数据、可重复的结果等“相对”客观的方式来去伪存真——人文学科的优劣真伪，很大程度是仰仗同行评议（peer review）来判断高下，人们无法通过数据或是实验来“验证”人文学者学术成果的成色。而当某个学术群体成为某种利益共同体之后，无论是普罗大众或是其他领域的学者，很难有直接有效的途径去确认这个“学术共同体”是金玉还是败絮。
当这个“共同体”已经有了自身的学术交流话语、学术共同利益，却又没有直接可靠的评价体系来制约之后，“学术共同体”这个本该将真理越辩越明（对不起，真理一词又触犯了“后现代”所大力鞭挞的真理逻各斯）的圈子，就变成了一个如刺猬般热衷于自我保护、将他人屏蔽在圈子之外、充满了迫害妄想症的“利益共同体”。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在古典学界、语言学界和历史学界被认为错漏百出的学术著作，却被一班左翼文化学者奉为圭臬和经典，只是因为这本书高度符合了“去欧洲中心论”的政治正确，只是满足了以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为中心的学者们经常带有的“对白人文化的自我仇恨”，只是高度满足了文化研究学者对第三世界和非基督教文明的想象与好感。
虽然《黑色雅典娜》被传统学界嗤之以鼻，但并不影响其在后殖民后现代主义圈子里的国际传播，尤其是在对古典学和中东研究了解甚少的中国，《黑色雅典娜》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学者了解西方文明起源的不二经典，而其后的推手，不出意外地是那些擅长后现代理论话语的学界大佬，而细读他们的文章，也不外乎就是“批判理论老三篇”：西方文明并不高明、西方世界的成功源于对亚非拉的掠夺和借鉴、西方要完。
躲在象牙塔温室中的“主义”
代际更迭，批判理论和后现代学术变得只能谈理论立场、无力谈实际问题。人们越来越不重视学院学者的观点，而学者们也越来越满足于自身无比精致繁复和政治正确的精英主义表达立场。学者们貌似为民间疾苦大声呼喊，其实与底层大众貌合神离，后现代、批判理论完全成为小圈子的孤芳自赏和自娱自乐。
比如1980年代以前的女性主义研究，其伴随着妇女平等、平权的解放运动，将社会实践、社会关怀与学术研究、思想探索相融合，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到了20世纪末期，各种分支细碎、诉求诡秘的女性主义纷纷崛起，什么亚马逊女性主义、丝绒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神学，简直目不暇接。这是一场“主义”的盛宴，一个名词排列组合的集市——虽然每种××女性主义都不乏理论合理性，但过度繁杂的理论分流、诉求混乱的社会呼吁、被无限放大的个别极端言论，所有这些使得很多××女性主义不仅没有成为追求性别平等的神助攻，反而成了为直男癌提供反驳口实的猪队友。面对现实社会语境中的酷暑严寒，学者们精心培育的理论，完全无法脱离象牙塔里的温室——所谓的社会实践，只不过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
但随着以文学系为核心的批判理论逐渐衰落（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或许是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于2002年正式关闭），原来的批判理论重镇已经被各个传统学科（如社会学、法学、人类学）所充分吸收，而借助于各大学科分支原本深厚的底蕴，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实证研究开始逐渐找到理论与实践的平衡。虽然玄而又玄的后现代绕口令依然层出不穷，但是纯粹空对空的理论沙盘推演已然风光不再。
当然，而今我们看见像“女性主义冰川学”这样不知道是真学术还是假文章的后现代术语出现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想起阿兰·索卡尔那充满叛逆色彩的学术朋克，或许这正证明了“索卡尔事件”本身的社会价值和对所有学者们的警示意义。
□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