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凯文看来：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甚至不足以解释中国人焦虑的成因。“弗洛伊德的时代是强调神经症的时代，很多神经症的产生是因为超我（即道德感）过于强大。而我们这个时代，道德感已经一步步让位于非常即时的满足，像婴儿般追求即时获得当下的名或者利。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物质满足，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失去自我。”
徐凯文是北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和精神科医生，对他而言，这不是一个居于道德层面的评判，而是现实的临床现象。
徐凯文从事心理治疗与危机干预20年，无论在大学，还是在其他社会心理咨询机构，都目睹了各种精神障碍者的激增。临床上，他们大都被诊断为“抑郁症”，但他们的病因既不是生物化学的，也不是原生家庭的，没有心理创伤，也不是因为克服不了的负性认知。他们只是丧失了存在感和意义感，内心是空的，一点点小挫折就能让他们整个地放弃人生。他们内心的荒芜，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们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重要的外部原因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特殊历史阶段——一个转型与价值重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如何自处？或者换一种说法，这个时代会完全物理性地反射到我们的心灵吗？
曾经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妻子、哥哥都死于毒气室，只有他跟妹妹幸存的维克多·弗兰克尔曾描述说：“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这意味着，无论时代如何，命运如何，最后在如何看待和应对上，你永远有选择的自由。
弗兰克尔向我们提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的内在力量可以改变外在命运。
这也是现代心理学的基石之一——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都不是简单直观的反射，而是构建的结果，其中带着我们的经验，感情、行动的欲望和倾向性。基于这种认识，1998年，马丁·塞里格曼当选美国心理协会主席时，呼吁心理学界应当补充一个新的目标：探讨人生的美好之处和使人生美好的有利条件。他希望能在心理学中发展出一种新的模型，一个更积极的模型，研究到底是什么让生活变得值得一过，也就是后来的“积极心理学”。
幸福，当然也可以是一种学习而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