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两年来，您觉得文艺界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高洪波：这两年来，文学界发生的变化之一，是作家们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力度加大了，自觉性增强了，作家们看待生活与历史的眼光更加客观与立体了，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以今年作协组织的“重走长征路”大型采访活动为例，我们前后一共组织了10多个采访团，作家们的参与度非常广，不仅有成名的作家，而且80后、90后年轻作家与网络作家都广泛地加入进来。一路走下来，大家的内心都很震撼，在那些红军留下过足迹、倾洒过热血的地方，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历史的沉重，感受到了长征精神的伟大，也深刻领悟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这样的体验将会给作家们的创作带来巨大的情感冲击与精神濡养。
我还有一个突出感受，就是那种无病呻吟式的阁楼文字、杯水风波式的私人书写变得越来越少了，而把眼光投向大地、投向群众，有格局、有情怀，呈现劲健之气的作品明显多了起来，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儿童文学这几年可谓获得了长足发展，今年曹文轩斩获安徒生奖就是一个明证，这次获奖增加了我们的文学自信，证实了我们的儿童文学不仅不比国外儿童文学差，甚至还比他们强。值得注意的是，曹文轩获奖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代表着国内儿童文学整体创作实力的提升。综观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上至90多岁的任溶溶，80多岁的金波，下至70后的殷健灵、李东华、薛涛等人，乃至80后正在崛起的年轻作家，再加上一批早已成名的作家如阿来、张炜、肖复兴、赵丽宏等人的加盟，可谓兵强马壮，人才济济，辅之以空前繁荣的少儿出版的推动，我国儿童文学正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记者：习总书记在座谈会讲话中提到了很多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如数家珍，背后还有很多他青年时期的读书与奋斗往事，让人听了很受鼓舞。现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变得空前丰富了，但是感觉人们读书反而不如以前那么如饥似渴，也缺少了那样一种沉心静气。
高洪波：五四以来，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滋补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帮助中国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其实，中外文学名著都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如饥似渴地沉醉其中，我们的文学修养也藉此形成。你得承认，人类伟大的灵魂都是相通的，那些寄寓伟大灵魂的文学名著对我们的精神有一种朗照作用，让我们变得更加丰富，也更加强大，这是经典对于读者的恩泽。一个作家要想取得成就，或者一个人要想精神茁壮成长，除了对本民族的经典要熟悉之外，还要目光四射，广泛汲取全人类的文化精华。
我与习总书记是同代人，他在讲话中提到的那么多的文学名著，我是感到既熟悉又亲切，他的很多读书的故事，比如走30里路去借书，比如在搬书的过程中发现了好书，就争分夺秒地阅读，我都有深深的共鸣，因为我们那一代人的读书生活常常就是那样子啊！那个时代，一本好书就是珍贵的资源，常常是在朋友之间传看，大家都一睹为快，借书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个时候，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相对单一，发现了一本好书，就像发现了一眼甘泉，不喝个肚儿圆是不肯罢休的。现在的情况如你所说，因为文化生活极度丰富了，读书变得轻而易举了，人们反倒缺少了那样一种读书的心劲。事物往往就是这样辩证发展的。
记者：在您所熟悉的儿童文学领域，今天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高洪波：以儿童文学来说，现在是一个黄金时期，但也是一个考量人的定力的时期。我们不能被市场的鞭子抽着走，创作终归要沉下心来，要抗得住纷繁的诱惑。儿童文学的准入门槛比较低，正因如此，每个儿童文学作家都要精品意识，怀抱敬畏，远离浮躁，给孩子们拿出真正的优秀之作。社会效益对于精神文化产品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儿童文学作品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孩子是最缺乏分辨能力的，如果忽视儿童文学的社会效益，作品创作得越多，产生的危害可能也越大。
我自己也在坚持儿童文学创作，不仅给《幼儿画报》写文章，还在创作一套《快乐小猪波波飞》的系列书。每次动笔的时候，我都会努力让自己变成少儿朋友的平等的对话者，变成孩子们真正的朋友。儿童文学与其他文学一样，需要沉下心来研究读者，这个读者就是今天的孩子。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首先要打好哲学的底子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底子，然后要张开想象的翅膀，充满温情与快乐地进行创作，千万不要板起脸来给孩子写东西。
（张健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