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骆驼身上驮运着一万两千斤粮食，马料，大批的牛羊鸡鱼等肉类罐头，以及新疆特有的杏干，酸梅，葡萄干等干果和著名的四川榨菜。这些东西是5月30号成立的喀什支援中苏混合爬山队委员会筹备的第一批物资……
艰难跋涉18天后才到达“冰山之父”脚下，建立了登山大本营。
从运送物资上可以看出，在国力尚不算丰富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和地方政府对联合登山队的大力支持。而这则不起眼的简短电讯正是中国新闻报道关于登山运动的第一篇。
原本的行程预计14天，但由于路途艰险，又遇山洪暴发，不仅冲走了部分物资还损失了8头骆驼，加之胯下座骑不适应高山气候，千难万险18天总算到达哈拉库里湖。如此困难程度是习惯了现代交通工具的人们难以想象的。3年后，父亲再次跟随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二次攀登慕士塔格峰时中巴友谊之路已经开通，汽车取代了马匹和骆驼，极大缩短了旅行时间，也减少了体力的消耗。
父亲早于登山先遣队员到达几天，安置下来就抓紧时间走访当地少数民族，熟悉雪山生活。他借助边疆几年所学的少数民族语言，从牧民那里听取了雪山常识、故事和传说，还请教了地质人员有关地壳运动、冰川冰河形成等专业知识，在登山先遣队到达的当天发出了来自慕士塔格山下的第一篇消息，时间是1956年7月5日。
当地牧民同登山队员赛马联欢。
这则消息报道了中苏混合登山队先遣队已集合于慕士塔格山进行考察工作，介绍了慕士塔格峰如何被译为“天山之父”和传说中的爱情故事，还回顾了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英国人埃·布普顿两次登山失败的经历。文中引用了一位柯尔克孜牧民的话：“过去，慕士塔格峰山顶上从来没有印过人类的足迹，也许人民政府有办法将它征服”。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员正是带着祖国人民的厚望，抱着必胜的决心开始了这次不平凡的征服冰山之旅。
随后的日子，父亲的活动区间一直在4000多米的大本营和5500米的雪线之间，攀登的最高高度是5700米。记得他曾自豪地告诉我，他是随队记者中登得最高的，他手上的莱卡相机也一直让苏联同行艳羡不已。
中苏混合登山队队长别列次基当时48岁，是一位来自于列宁格勒的车工。副队长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史占春，年龄和父亲一样是20多岁。和来自苏联的登山队员相比，中国队员要年轻许多，父亲在文章中称赞他们虽然年轻，但却有着登山运动员应有的机智、勇敢、细心、周密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
父亲与登山队员朝夕相处，早已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为了适应高山缺氧和气压低的环境，登山队员建立了从海拔5500米到7200米之间的4个营地，进行适应锻炼并运输所需物资。每一次登高训练父亲都和史占春保持着步话机联系。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到：“报话机中，常常传来他充满感情的声音，从中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