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中国早在两千年以前就知道了对方的存在，这种相互了解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间接的；在此期间，它们构造出很多关于对方的假说。然而，欧亚大陆文明的两极所具有的共同点，要比我们想象得更多。人们用来描述自己和自己周围世界的最好办法就是绘制地图。《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通过对地图、图表、和地图册的精确检视，对两千年来中国形象在欧洲人认识中的演变提供了一种概览。
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最初是令人恐惧的，但它一旦为人所知，就越来越统合到其所归属的全球背景之中。
——费德里科·马西尼（Federico Masini）
曼斯缪•奎尼（Massimo Quaini）及其弟子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e Castelnovi）所著《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西方地图制图史上中国版图形象的演变情况。在讨论欧洲地学对“中国”（居中之国）认识发展的研究领域中，其著作堪称考据繁密。文中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数据资料、新闻报导和奇闻轶事，更棒的是其间还配有极为出色的图解。内容固然有些艰深，不过，从第一页起，这些古地图的历史以及对那个广袤的东方帝国的允恰定位的历史就引发了一个对读者非常有吸引力的故事。因此，其著作也就俨然成了一部历史小说。
随着故事的展开，作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史料及相关参考文献以重现西方与中国之间相互了解的最初阶段，一直回溯到早至广阔的欧亚大陆被两个伟大的帝国——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华帝国所统治的时代。在这两个帝国之间有着一连串或定居或游牧的民族，他们既是两大文明交流的媒介，同时又成为阻碍交通的反面角色。欧亚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尽管在古地图中有很多反映处于古典时代所谓居住区的这块广袤大陆另一端情形的说明，事实却是，两个帝国之间从未有过正面的接触。由此，我们能得出的印象就是，这个由汉廷统治的帝国是唯一能与我们的古典世界全面争霸的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强国。
至中世纪，神话时代已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首批到中国的西方旅行者的地理以及文化探索。然而，正如作者们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是“沉默寡言的旅行者”，因为他们并无兴趣讲述其经历和故事。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曾被迫讲出了其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精彩冒险。这个人就是我们一直在称道的马可•波罗。可能并非出于本意，不过他成了推动西方认识中国的领军者，贡献远甚于其他任何旅行者。
十六世纪初，正面的接触开始了。于此，葡萄牙航海者们功不可没，是他们率先抵达了中国海岸，长久定居下来并蒙天朝特许获得了一小块领地（澳门）。当然，首屈一指的还是耶稣会士们，他们采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实，并把各自地理知识的传播看作是其使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概念相遇了：一方面是我们的基于地图绘图的描绘方式，致力于新地域的探索，以此来服务于宗教或商业意义上的征服；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特色的描绘方式，以管理为宗旨，专门服务于对如此庞大帝国的统治。由此，下述事实也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最早向中国人揭示地球为球形的居然是来华致力于文化“调停”工作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们，而此时的中国人仍然坚守地方之说，认为世界止于其国土之四疆。
耶稣会士们所编写的著作数个世纪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基础。然而，这些耶稣会士并不仅是在中国传播欧洲的地理学知识，他们也在努力让欧洲了解中国的真实形态，包括人口、法律、风俗和习惯。这样，他们也为中国神话的创造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中国被当作是民间和政治上诸多优点的典范，这个神话在欧洲启蒙时代传播得非常广泛。
两位作者的评述兼顾了欧洲和亚洲两地的情势，由此也就勾勒出了一幅所有有关中国的地理描述问题的全景图，运用的材料涵盖了对本地资料的搜罗、实地的地形测量考察材料以及传教士和旅行者搜集的间接见闻等诸多方面。评述的时间跨度也很大，初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集里零星散见的、基于猜想的错误百出的地图，止于十七、十八世纪描述较为精准的地图（那时出现了两位从科学和哲学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领军人物——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和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两人同为耶稣会士）。得益于对作为近代史最初几个世纪主题的地理大发现的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基础，曼斯缪•奎尼（Massimo Quaini）和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e Castelnovi）愔熟地呈现了这一背景下人们对天朝之国的描述。地理学，尤其是其中的地图绘图在这里演绎了一段纯粹人性故事的迷人主题：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最初是令人恐惧的，但它一旦为人所知，就越来越统合到其所归属的全球背景之中。尽管这个故事看起来离我们很远，但我们仍能从其中受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