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周尔均在北京的总后勤部工作，邓在军被下放到位于河南淮阳的五七干校，谁也没想到噩耗来得这么早。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当天傍晚，邓颖超身边的秘书赵炜向周尔均告知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并转达了邓颖超的一些交代。元月9日凌晨四五点钟，因病住院的邓在军见到干校的人拿着一份电报来到病房，是丈夫周尔均发来的：
“七伯今日上午不幸逝世，万分哀痛。七妈嘱外地亲属勿来京吊唁，特告。望节哀。”
周总理的逝世无异于晴天霹雳。
因为干校领导决定送邓在军回京治病，这就给了她一个回北京的正当理由。回到家里，邓在军给七妈秘书赵炜打电话，请她报告七妈。赵炜回话说，七妈同意她在京参加伯伯的所有悼念活动，但这是特例。
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医院太平间旁边，有个不大的房间，周总理的遗体就安放在这里。遗体告别定在1月11日上午。早上七点，在京的亲属按照要求到中南海西花厅集合，乘车去了医院。
按照程序安排，亲属最先告别，然后是领导和群众。周尔均等亲属在伯伯面前沉痛泣别了二十多分钟后，就有人催促他们离开。出了告别厅，外边已经排上了长长的告别队伍。
在八宝山最后向伯伯遗体告别时，一直高度克制自己悲痛的七妈，终于忍不住抚棺痛哭。七妈万分悲伤地说：“恩来同志，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让我好好看看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孩子们好好看看你吧！”
邓颖超在总理去世后一直高度克制，周总理遗体火化时，八宝山的工人不肯按电钮，还是经邓颖超劝说后才按下的。
“追悼会后，我和秉德妹约定，悄悄记录下七妈的讲话。”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后，七妈邓颖超把亲属和总理的医务人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谈了半个多小时的话。谈话前，周尔均和周秉德兄妹约定，他俩悄悄地做了个记录，会后一起核对、整理。“现在看来，处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氛围里，七妈的这种安排和她所谈的内容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周尔均说。
在谈话中，邓颖超向治疗周总理的医生和护理人员表达了感谢，并说：“你们下一代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提意见的权利。伯伯说，这不能怪任何人。这是我向你们转达伯伯的话。”
听到这里，邓在军想起，“遗体告别时，秉钧弟告诉我伯伯脸上有异常黑斑这件事。”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总理的病情又一直被封锁，人们突然被告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无疑会对他的医疗救护提出疑问。“七伯和七妈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他们心里装着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要尽其所能保护群众，而不是想到自己。”邓在军说。
1996年，保健医生卞志强和张佐良在接受邓在军采访时回忆：“周总理长期心力交瘁， 1965年发现心脏病，1972年发现膀胱癌，因尿血疼痛难忍。向上请示，答复是：‘保守治疗’，大家都哭了。后来终于批准手术，先后做了十多次手术，这过程中仍然坚持为国操劳。1974年10月，叶帅问总理身体情况怎样，我们说大便有血，肠子还有问题。叶帅说现在不能提，有重要任务还得总理去完成。”
也是在周尔均这次记录下来的谈话中，邓颖超说：“50年代，我和你们伯伯共同商量，把我们的骨灰撒到大好的山河土地里去，虽然肉体不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里作为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
就在举行追悼会的同时，人民大会堂外的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地来到纪念碑前，向周恩来总理敬献花圈，多达两万两千多个。当天夜里，“四人帮”就下令将花圈连夜拉走。他们动用了150辆卡车，拉了两趟半才将花圈清理完。
离开人民大会堂前，七妈邓颖超拉着邓在军的手嘱咐她：“你看了病马上回干校，不要留在北京。在心里头纪念伯伯就行，不要戴黑纱。”
“七妈的预感没错。”邓在军说，离开北京时，所谓“总理遗嘱”的传言就出来了。一些人因为不满“四人帮”倒行逆施，假托总理遗嘱，将矛头指向“四人帮”。回到干校不久，广播事业局保卫部门就派来两个男的，找她谈话，追查总理遗言和邓颖超给他们说了些什么。
邓在军非常愤怒。气得一掌拍下去，把桌上的玻璃板都拍碎了。“我回答他们，这是我们家里人的事，你们管不着。要了解总理遗言，报纸上已经有了，你找我要什么遗言？如果你想要知道七妈给亲属谈的什么，我倒可以告诉你一两点。”
邓在军给他们简单谈了七妈对亲属的谈话内容和严格要求，听过之后，其中有个人低着头哭了。他们从此再没露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