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的暴露相当偶然，群盗为首者叫朱国臣，也是屠夫出身。他养了两位歌妓，白天让人家出去唱歌挣钱，晚上让人家陪酒陪睡，稍不如意就痛加鞭笞。这两位歌妓不堪忍受，一次偷偷跑到官府，告发了朱国臣杀死皇亲周世臣，且将这个黑社会团伙的其他案子一古脑说出来了。于是兵部立即派官兵将朱国臣以及同党刘汝成刘五等七人抓获，移交刑部审讯，这些人一五一十招了，原来周世臣曾带锦衣卫巡察时，数次盯看了混在街市中的朱国臣，朱做贼心虚，怀疑周可能知道自己暗地里干的那些盗抢勾当，决定先下手为强。
真凶被抓，而荷花等三人已人头落地两年了。舆论哗然，给事中、御史这些监察官纷纷要求追究责任人。而此时，力主以奴婢害主定案的翁侍郎已升为南京刑部尚书。
这时北京的刑部尚书严清，出来为同僚辩护，他对主持朝政的张居正说：当初翁大立将张国维等人的侦查结论如实上奏，是为人臣者的本分，并不算什么大错，这件冤案的根源是办案的张国维。
正在雄心勃勃推行新法的张居正当然也不愿意为一件冤案处分过多的官员，搞得政局不稳。如是听从了严清尚书的建议。翁大立提前退休回乡;三位主持审判的司官贬官出京;张国维被判处流戍边疆。——坊间舆论对此处罚很不平，有人说张国维花重金运作，才处以轻判。
四百多年后再审视此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造就冤狱太正常了，而冤案昭雪却相当偶然。原因乃是：一、破案的压力使具体办案者有制造冤狱的强大动机，而权力封闭运行，长官意志大于天，内部的监督、制约形同虚设;二、被冤者的救济渠道阙如，而不明真相的民意又使冤狱看起来具有某种“正当性”;三、制造冤狱的风险太小。若不是那两位歌妓冒死举报，这冤案就会永远冤下去。而最后的处罚，也仅仅让一个低级别的官员出来顶雷。
不过现在看来，冤案发生时的刑部侍郎被免职，司局级主审官员降级外任，负责侦查的指挥张国维判处流戍，也不算太轻。至少在大明朝，人家没有装聋作哑继续拖下去，当年的办案者也没能继续呆在高位上。张国维若多下有知，恐怕会叹一声：生不逢时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