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的概念，大约与动物园同一时期、即19世纪中期一并进入晚清国人视野，最初都是见诸士大夫出访欧美的游记。1900年前后，京城报刊上多见对于“公园”的宣传，强调公园作为现代市政的核心要素，具有文明开化的功能。1906年，端方、戴鸿慈奏请开办“导民善法”，将公园与万牲园并举，提倡在北京率先设立，渐普及全国。因此，万牲园的创立吸引了舆论的强烈关注。如《顺天时报》从万牲园动议之初到开放之后，连续刊发一系列文章，称许其为北京“公家花园”的起点，呼吁在北京创设更多的公园，乃至推行全国。至民初人撰《本国新游记》，亦于“农事试验场”一章结尾处总结：“余于是场，窃有不可解者。谓其为万牲园，则动物亦未充也。谓其为花园，则又杂他种性质于其间。无已，则名之曰公园，较为适当。”可见，虽然端方、戴鸿慈上奏时将万牲园、公园分而论之，而在当时人看来，则合二为一，普遍将万牲园视作翘首以盼的公园的先声，承担了公园的功能。
此前，北京缺乏合乎现代公园性质的公共空间，万牲园的出现为北京市民提供了新兴的娱乐场所甚至休闲方式。当时的北京竹枝词记录了京城民众游园的盛况：“全球生产萃来繁，动物精神植物蕃。饮食舟车无不备，游人争看万生园。”另有《农工试验场》一首：“春秋佳日遇新晴，公卿士女尽出城。京中到底多蚊蚋，消夏无如卍字亭。”
晚清的画报更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了这种“公卿士女尽出城”、“游人争看万牲园”的情境。1907年《时事画报》刊登《万生园》，图中近景是几种代表性的兽类，有囚养的猛兽如狮子、老虎等，也有放养的鹿和猴。游客三五成群，环绕左右，津津有味地观察、品评，亦有人坐于湖边所设的园椅上休憩，其中有士大夫，有女性，有儿童（甚至是怀抱的婴儿），还有洋装的外国男女。远景是长桥流水，林木蓊郁，亭台楼榭，景致清幽。亭子中影影绰绰有游人品茗赏景，十分优游惬意。此亭临湖而筑，应为豳风堂，其后的高楼则可能是设有西餐厅的来远楼。同年的《星期画报》也有关于万牲园的记录，如《兽欺华人》一则的主题虽然是追问园中的老虎为何独对德国饲养员驯顺，而对中国游客不友好，却也在客观上描绘了时人好奇而略带畏惧地观赏“中国人不常见的”猛兽如狮子、老虎时的情态。
晚清士大夫喝咖啡、吃西餐，领略西方文明和异域风情
传统国人缺乏休闲的概念，更缺乏从西方看来 “现代”、“卫生”的休闲方式，直到1914年《市政通告》为开办中央公园做宣传还谈到：“现在星期休息，中国已然通行，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万牲园实际上开启了北京公园养成现代休闲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先机。当时的外国媒体敏锐觉察并高度评价了这一新变，英国《泰晤士报》在报导晚清北京的市政革新时，每每以万牲园为一重要标志。
如其1908年9月29日发表通讯《新北京》，谈到北京在20世纪初的剧变，列举铁路、学校、警察、新式街道、排水沟、电灯、绿化等一系列新发明，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开放的万牲园，它体现了社会和教育改革的水准，每天男女参观者络绎不绝。这纯粹是中国人自己一手创办的事业，所有的市民都为之自豪。这些是过去十年来工作的成就。对于了解旧北京的人来说，这是一项令人称赞和大有希望的成就。”
1909年1月4日《泰晤士报》刊登《中国及其内部事务》，再次谈到“帝国的各大城市几乎都进行着市政建设，规模各异，而在北京，这变化最为显著”，其中就包括“设计精美的万牲园，即使是中国的高官也很乐意携妻儿前往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