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实际上，由于资费和品位的限制，万牲园的消费群体主要还是士绅精英阶层。中国的传统文人本就有在私人园林雅集交游的悠久传统，中西合璧、尤其带有皇室印记的万牲园，很容易令晚清文人接续园林的记忆，养成在公园交游的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公园茶座和餐厅休憩的习惯。
这些休闲空间对于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游人而言，魅力并不亚于动植物园中的飞禽走兽或奇花异草。如《万生园百咏·海棠式亭》即描摹游客在牡丹亭品茗的乐趣：“亭圆式比海棠花，深下珠帘静品茶。隔着晶窗数游客，红男绿女灿云霞。”特别是园中引进咖啡馆、西餐厅这类对于晚清国人而言耳目一新的新事物，在清末的帝都可谓开风气之先。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或者上番菜馆吃一顿西餐，在当时均属最上流的时髦。
《万牲园百咏》对此也尽力渲染，可从中窥见晚清士大夫对于咖啡馆、西餐厅等舶来品是如何认知和接受的。如咏“西洋茶馆”即咖啡馆云：“照人粉壁白于霜，几案杯壶净且光。一盏噶飞（《字典》无“咖啡”二字）消宿食，胜游疑到大西洋。”“噶飞”二字以充满异域风味的新名词入诗，已觉新奇；而一杯咖啡下肚，更恍然令人有置身海外之感。诗人咏设有番菜馆的“来远楼”亦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更上层楼倚碧窗，满盘番菜酒盈缸。新鲜肴馔清虚府，宴客犹疑在海邦。”这倒不是诗人夸大其词，晚清士大夫正是通过喝咖啡、吃西餐这些带有仪式感的体验，以消费与领略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和异域风情。
清高官如何消费、使用万牲园空间
以晚清的一位高官荣庆的日记为例，可以一窥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消费、使用万牲园空间，而万牲园又如何参与构造其日常休闲、交游的模式。据其日记，荣庆自1907年万牲园开放伊始，至1911年居住北京期间，频繁光临万牲园，尤以五月至十月，即北京最舒适的春末初秋之间为多；但即使隆冬时节如正月等，荣庆也常不减游兴，赴万牲园逗留良久，兴尽方归。直至荣庆1912年因政权更迭移居天津后，1915年回京小驻，他依然要如同践行某种仪式一般，赴万牲园看山啜茗，感慨“风景依稀，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矣”，其对于万牲园的深情，可见一斑。
荣庆最喜欢偕家人同游万牲园，万牲园因此成为其与家人聚会、共享天伦之乐的场所；此外，他也常在万牲园约会、甚至偶遇朋友。考察其游赏路线，最钟爱的是乘坐苏式灯船，沿途欣赏风景，先到豳风堂观荷品茗，再到鸿记吃中餐，或者到来远楼登楼观景、吃西餐。冬天亦可乘冰床游园。此外，去可园听乐，赴卍字楼、自如庄（应为自在庄）、或海棠式亭茗话，在咖啡馆小憩，或者照相，也都是荣庆心仪的消遣。荣庆颇喜爱照相，由于镜真照相馆随处可取景，所以其不止在照相馆内留影，而且，或于餐厅就餐前，或在园内标志性建筑如来远楼或豳风堂畔，甚或乘灯舸，“摄影人临流照之”，可谓花样多端。
由上观之，首先，万牲园已成为荣庆及其家人、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赴万牲园游憩的休闲模式逐渐习以为常，甚至养成了吃西餐、喝咖啡、照相等西式的生活习惯。其次，对于荣庆这类的士大夫而言，万牲园最具噱头的动物，对他们却不是最具有吸引力，他们反而更欣赏其中的园林情趣。其三，荣庆养成了在万牲园约会亲友就餐、品茗的习尚，作为一种联络感情或社交的手段。中国传统文人本来就有在园林诗酒交游的传统，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很容易在新兴的公园空间找到共鸣。而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园茶座也如同西方的咖啡馆一样，成为文人、知识分子偏爱的新型社交空间，这一点在万牲园时期已初露端倪。荣庆的例子不是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
供图/林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