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清职贡图》中，记录了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但却没有描绘满、汉、蒙古三大族群。这与当时清廷的狭隘认知有关系。当时清朝当政者认为满、汉、蒙古才是“体制内”的人，而《皇清职贡图》绘制的对象是清朝统辖下的其他民族。同样被“体制”的民族还有编入八旗的鄂温克、锡伯、达斡尔等民族。
透过《皇清职贡图》我们可以了解少数民族的“性情习俗，服食好尚”，例如《皇清职贡图》卷八对贵州铜仁苗族记载“其俗，五月寅日，夫妇各宿，键户禁语，以避虎伥。”这是啥意思，是描写苗族避白虎鬼，恐致虎伤的禁忌习俗，也可以说是虎崇拜的缘由之一。
卷四对连州瑶族这样写道：“蓄发为髻，红布缠头，喜插鸡翎。性凶悍不驯。瑶妇衣尚刺绣，皆自为之，青帕蒙头，饰以簪珥。常著芒鞋登山樵採。婚姻以唱歌相谐。”在这里描写了瑶族的性格、服饰、手艺、婚姻、习俗。但在描绘少数民族的同时清廷也表现出狭隘的优越感，这从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上不难看出，全篇充满了带有反犬旁的文字。这个问题直到1939年民国政府制订了《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以后，才逐渐得到纠正，真正的民族大团结则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皇清职贡图》的价值
《皇清职贡图》不是清代的独创，却是集大成者，我国现存最早的《职贡图》是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所画（宋摹本）。
“羊”的形象最早就出现在职贡图上。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朝阎立本所作的《职贡图》被认为是已知最早出现羊这一形象的绘画作品。该画所描绘的是唐太宗时，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等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
另外唐代绘画周昉的《蛮夷执贡图》，也出现了羊的形象，一胡服贡使，手牵一头长角羊向大唐进贡。进而有人根据史料记载外国贡物清册，推断这只长角羊应当是一只剑羚。我国对羊只有“绵羊”“山羊”之分，顶多再有地区之别，外国则将羊的不同品种分别命名，难怪中国的“羊年”曾忙坏了老外的翻译们。这是题外话了。
依照惯例，职贡图是记录朝廷与其他藩国或者地方的朝贡关系，事实上乾隆朝职贡图“西洋”部分，有些邦国与朝廷仅有互市贸易关系，把这些邦国均纳入职贡范畴是乾隆爷“唯我独大”的心里体现。与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所画《职贡图》相比对，那时候描绘供者恭恭敬敬，鱼贯而立。到了清代虽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通过成对男女形象手持珍奇宝物梯次来朝，可是没有改变的还是盲目的自我中心。
郑樵在《通志》中就已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皇清职贡图》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图像与文字资料，艺术家看到绘画，史学家看到历史，民俗学者看到了风土，经济学者看到物产，民族学者看到部族，语言学者看到满语，我们老百姓则看到了二百多年前的众多民族生活状态和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