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读过切·格瓦拉的政治著述，可以在其中发现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和纯粹的、不加掩饰的仇恨，有些时候达到病态的程度。他反复写道：“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有选择性的，暴力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之下，难怪切·格瓦拉会在革命胜利之后对反对革命的人大开杀戒，会在古巴建立秘密警察和劳改营，以不合法律程序的专制铁腕镇压异议者和所谓“反社会的人”。他也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怕弄脏了自己的手的人。
(一)不是列宁，是列侬
切·格瓦拉的冷血在青年时代就显现出来。在《摩托车日记》(TheMotorcycleDiaries)中，在描述了他在拉丁美洲旅行到处看到的剥削与贫穷之后，切·格瓦拉写道：“我感到我的鼻孔张大了，嗅到了弹药和敌人倒地的鲜血的辛辣味道。”
然而，就是根据这一日记，2004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切在其中被扮成了“在路上”的凯鲁亚克，他身上具有的波西米亚气质使他非常具备时尚潜力。影片的制片人保罗·韦伯斯特说：“切很自然地融入了50和60年代的到处浪游的生活方式，披头士引发的那种四处活动和冒险的感觉。”当被问到他会不会制作一部反映年轻的卡斯特罗的影片时，韦伯斯特说：“不，卡斯特罗身上没有神话。”
切年轻而帅气，这一点和以后发生的故事，构成了神话。保罗·纽曼曾说，‘如果我生下来就是褐色的眼睛，我不会成为一名影星。’如果切不是生得这么好看，他不会成为一个神话般的革命者。”
所以，毫不偶然，切·格瓦拉那张广为流传的肖像照是一位时尚摄影师科尔达拍摄的。美国作家劳伦斯·奥斯本说：“切的形象可以说是应时而生。他是一位摇滚明星式的革命者。科尔达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抓住了这一刻。”安德森在切·格瓦拉的传记中描述说：“在镜头中看到切，科尔达在聚焦之后，被切脸上的表情所震惊。它是那种绝对的难以抚平的情感。他按下了快门，照片随即传遍了全世界，成为最负盛名的招贴，装饰了无法计数的大学生宿舍。在照片上，切像是一个终极的革命偶像，他的眼睛大胆地直视未来，他的表情充满了男人气概，写尽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这个肖像很快印到了T恤衫、明信片、棒球帽上，进入了安迪·沃霍尔的流行艺术，被麦当娜易装印在《美国生活》的大碟上。1967年，切死去的同一年，法国的激进主义活动家居伊·德波出版了《奇观社会》，惊人地预测了我们今日对名人和奇观的沉迷。“所有一度直接存在的，”他写道，“都变成了仅仅是再现。”
还有什么比切的命运变迁更能说明这一点?在他去世40年之后，切·格瓦拉被用来出售从牛仔裤到罐装啤酒的各种商品。甚至有一种洗衣粉被冠以“切·格瓦拉牌”，它的口号是“切可以洗得更白”。切的确活在我们心中，但不是以他的革命同伴所想象的形象。切完成了一个由暴力革命的象征到时尚酷哥的转变，他现在是一个全球品牌。
另一部切的传记的作者乔治·卡斯坦达说，“吊诡的是，切的生活被倒空了他原本想拥有的意义。不论左派怎么想，他早就失去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榜样的作用。”比起列宁来，切更像是列侬。
在40年后，切帮助煽起的革命乌托邦理想看上去像是爱丽丝的奇境，今天残存的对切的迷恋不过是一种青少年的浪漫和老年人的怀旧的混合物。切的神话之所以还存在，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怎样活过，而是因为他如何死去。要想成为一位浪漫偶像，一个人不仅要在生命的华年死去，而且要在死时满怀绝望。切完美地符合这两条标准。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这样总结切·格瓦拉的神话：“切的偶像地位因他的失败得到了保证。他的故事充满失败和孤独，这是它如此诱人的原因。如果他还活着，他的神话早就烟消云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