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爱人类，但厌恶人
希金斯属于60年代的青年人，他说，在某种程度上，1968年始于1967年切的被害。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的时候，切·格瓦拉是他们的偶像，那一代的青年人把他看作具有浪漫色彩的侠客罗宾汉，敢于冲破社会习俗，敢于与恶人歹徒进行战斗。一时间，似乎所有的旧秩序——资本主义，冷战，保守主义，军国主义——都可能被被一种更年轻、更自由的东西所取代，尽管这个东西是什么，从来没有人清晰地界定过。
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本来有机会界定未来的理想秩序。然而，他把古巴的经济管理得一塌糊涂。蔗糖的生产几乎崩溃，工业化一无起色，因为物品短缺不得不实行配给制，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切·格瓦拉的招术是去除一切市场机制，实行高度的中央计划，把道德动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所有这一切，都置古巴的实情于不顾。他的世界观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的，宣称“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
1960年3月，他说：“一个人必须经常为了群众而不是为了个人思考……想到个人是一种罪恶，因为个人的需要在人类群体的需要面前变得不值一文。”1964年8月，他提出个人要“为自己成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感到快乐，一颗有自己特性、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而不是必需的螺丝钉，一颗自觉的能够自我驱动的螺丝钉”。
切对集体主义有着斯巴达式的观点，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由无私奉献的革命者领导的平等社会，其中没有民主的位置，没有个性特征，也没有物质的丰富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道德动机在切的社会和政治愿景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集体的无私、牺牲和奉献在他的眼里胜过理性个人的政治自觉与独立头脑，他从不相信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多数统治。
这就是切，他对自己的信念无比忠诚，但这种忠诚使他的信念成为僵化的教条。他身上存在着革命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宣称自己对一个叫做“人民”的模糊的东西有无限的热爱，但对个人、尤其是反对自己信念的个人毫不留情。这也就是德伯里所说的，“切爱人类，但厌恶人。”切的政治美学使他对普通人的物质需求和切身利益采取漠不关心甚至敌视的态度。
今天，历史的记录已经无比清晰：格瓦拉主义同建立一个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的努力是不相容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普通人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毋需依赖“善良的救世主”。争论切的历史地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革命者不能以他们的意图和理想定高下，只能评价他们的最终成就。对于切，在工业部长任上，他只能生产出一旦挤出来就硬得像水泥的牙膏;作为土地改革者，他的政策引发了食物短缺、骚乱和饥饿，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不错，在切的身上有令人尊敬的地方。他甘于放弃政治权力带来的特权地位，而去打一场毫无胜利保证的游击战。身处荆棘遍地的困境，他的表现即使不是英雄主义的，也超乎了常人的勇敢。或许，他从来没有克服过由于出身上流社会而对劳苦工农所怀有的罪恶感。驱使他行动的高尚情操可能很多，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把切的整个人生，看作一场预先注定的离开他所属的阶级的挣扎。
(三)现代的罗伯斯庇尔
切之所以成为切，也和他的身体有关。幼年由于母亲的疏忽而使他得了哮喘，这种慢性病长期折磨他直到死亡为止。与哮喘的斗争造就了他的性格。从小他就习惯于以顽强的意志抵抗和克服一种可怕的疾病，所以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没有意志不能击败的东西，哪怕要打击的目标是美国或全球资本主义也罢。从某一点上来说，这既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