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一语，出自毛泽东1940年初秋与马列学院的邓力群等人的谈话。其中，“延安作风”是指中国共产党的作风，“西安作风”是指国民党的作风。这句话实际反映的是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党的作风建设的警示、期许和确定的目标。它更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受考验、加强作风建设的丰硕结果，历史证明了其价值，在今天仍有教育意义和借鉴意义。
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固有的“西安作风”并未节制和收敛，而是愈益泛滥
国民党在背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背叛革命后，政治上蜕化，“党员官僚化”，作风日益腐化。1927年12月，地处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的江苏省党部，在对所辖党部的调查中称：“各县党部往往花天酒地堕落党员人格，呼卢喝雉违反革命纪律，吞云吐雾变成黑籍幽魂。”蒋介石也认为，国民党党政官员存在“迟缓”“推诿”“虚伪”“浮嚣”“阳奉阴违”等问题，“旧党员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所见所闻皆腐败官僚”。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这些固有的颓败风气并未因抗日的战争环境而节制和收敛，而是愈益泛滥。
1939年1月，蒋介石指斥说：国民党“一般党员和党部的职员，最大的毛病就是懒惰废弛”，“虚伪粉饰，应付了事”。1940年4月，他又批评说：“上层官兵不知奋发补进，而且驰懈偷安。”1941年10月，他再次批评说：高级将领精神堕落，只知道做官，部下训练教育的进度如何，根本不知道，对于前方工事要塞配备的情形如何，完全是模糊印象，对于下面实际的情形，可以说完全不管；“敌人来了，不能抵抗，敌人退了，不能追击，几次战斗，毫无俘获”。
1940年回国考察的爱国华侨陈嘉庚，也深为国民党官场的腐朽景象所震惊：许多官员“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吃喝盛行、花天酒地，“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蒋介石也对这种奢靡状况看不过眼：“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军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
在抗战之初，国民党曾要求其党员“不容再有丝毫因循泄沓，更须发挥实干精神”，但并没有采取坚决措施来根治久已存在的歪风邪气，蒋介石更是边批评边徇情恕隐。结果上行下效，顽症勃发，贪污腐化、结党营私、欺压百姓，浮报夸功、敷衍塞责、弄虚作假、文过饰非、裙带作风、文牍主义等不断蔓延和加深，成为国民党内的一种常态和政治特色。这种腐朽风气愈演愈烈，在日本投降后达到极致。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极为泄气地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50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在严峻、复杂的环境和挑战中，中国共产党培育了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延安作风”
中国共产党以救国救民为职志，在为政治理念而奋斗过程中形成了优良作风。胡适虽然不赞同中共的政治主张，但也曾说：“他们（共产党）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