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是重庆市有两多一少
所谓两多，一是重庆特务多。搞特务统治，这是国民党的一大特点。特务机关不但有戴笠的军统，还有陈立夫、陈果夫的中统。不但宪兵有、交警有、各军政机关有，而且工厂、学校也有，真可谓特务遍布，多如牛毛。他们不但监视、跟踪我办事处、代表团人员，连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社会贤达和一切接近我们的人也跟踪，甚至跟踪、监视国民党本身军政机关中的所谓异己分子。如有人突然失踪或者被杀，不用问，那肯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我代表团驻地周围更是布满了特务的据点。我到达重庆的第二天，有关同志就向我做了介绍，并指给我看，说哪几处是军统设在我们驻地周围的特务机关，还说，我们驻地对面的茶馆、洗衣店等就是特务为监视我们的行踪专门设的点，那里整天都有几个特务在盯着我们。此外，街上还有修鞋的，卖烟、卖糖的都是特务设的点。他们不光监视、跟踪我们，还监视、跟踪进出办事处的其他人。你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你步行，他也步行，你坐汽车，他也会用汽车跟上去。我们通常管他们叫“尾巴”。有关同志还告诉我，我们外出一般要两个人同行，不能单独行动，一旦遇上特务找茬儿，你就大喊大叫，特务抓人啦，并说你是中共代表团的，叫什么名字，这样群众很快就会为我们通风报信的，千万不能一声不吭跟他们走，要想办法甩掉他们。还有，打电话也会有特务监听，所以规定，有重要事情，不准在电话里讲。
二是重庆老鼠多。多得就像特务一样，随处可见，而且人人受害。你口袋里千万不能装吃的东西，如果装了，不论你放在什么地方，就是挂在墙上或衣架上，用不了多久，口袋都会被老鼠咬破，吃掉装的东西。它们不光到处出没找吃的东西，甚至咬人、咬电线、咬书报。小孩睡觉被咬耳朵、鼻子，书报被啃得豁豁牙是常有的事，至于电线就甭说了，常常是晚上开电灯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开灯就不亮了，你上顶棚去查吧，准是老鼠干的好事，它把电线给咬断了。
那时重庆的房子包括楼房，内外墙都是用竹皮编的，里边是空心的，所以老鼠到处通行无阻，打也打不净。它们不光夜里出没，就是大白天也会在房间里钻来钻去，甚至有时还能看到它们沿着单股电线，像走钢丝似地从这幢楼房爬向另一幢楼房。人们对它们恨透了，但又没有办法对付它们。
一少，就是重庆交通工具少。重庆是个山城，路窄阴雨多，出门就爬坡。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自行车，一般市民出行全靠两条腿。一切日用生活必需品，像柴、煤、米、面，包括各种建筑材料，全靠肩挑背扛。
重庆市民特别能吃苦，有些妇女背上背着小孩还挑着担子叫卖或做工。尤其是在阴雨天，他们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为了谋生真是风雨无阻，就是寒冷的冬天，他们光着脚板照样沿街叫卖或打工。
尤其让人看不惯的是那些达官、大亨、贵夫人和小姐。他们身穿长袍马褂或华丽的旗袍，足蹬皮鞋，神气十足地坐在黄包车上。而那些拉车者则头戴斗笠、衣不蔽体，光着脚板奔走。上坡时，他们不但弯腰弓背，脚下用上吃奶的力气，一步一步很艰难地往前挨，下坡时还要一溜小跑，嘴里不住地唤着“来哟，来哟”，让人们给他让路，以免把人撞着。就这样，他们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只能勉强糊口。
第三件是周副主席三次遇险
第一次是较场口事件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在我方做出了很大让步之后达成协议，闭幕了。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民主建国、军事问题，以及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