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于1925年5月召开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和《关于接受遗嘱的训令》，此后国民党一直未选举出新的总理。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对党章的修改、宣传和财政、军事等工作做出了相应决议，并产生了党中央新一代的领导机构。根据“二大”通过的国民党新修党章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从此，总理一职成了国民党中的特殊职位，总理之位永远留给了党的创始人孙中山。
相比之下，“国父”这一称谓的出现要晚得多，直到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尊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此后，许多叫法也有微妙变化，例如《总理遗嘱》开始被改称《国父遗嘱》，《总理纪念歌》改为《国父纪念歌》，就连原歌词中“我们总理，首创革命”也改成了“我们国父，首创革命”，其实都只改动了两个字，其他均未变。“总理”是政党的职位，而“国父”则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看似仅仅是称呼变化，背后伴随的是一系列强制性政策，例如学校学生必须背诵《国父遗嘱》，政府公职人员必须穿中山服等。两字之差，“党员必读”就变成了“全民必读”。
从委员长到总裁
孙中山被尊为国父时已去世多年，实行这一系列措施的是蒋介石。和孙中山比起来，蒋介石的专有名词更多，例如委员长、总裁、校长、蒋公等等，这些称呼又是怎么来呢？
先说人尽皆知的“委员长”。打完中原大战，蒋介石平定了党内几支实力较大的军阀，党、政、军大权越来越集中于他手中。1926年至1936年这10年间，张静江、胡汉民、蒋介石在党内都担任过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但这个职位的权力非常有限。那时候“主席”这两个字实在不怎么值钱，不要说党内的主席，即使是国民政府的主席也只是个名头。既然主席是虚的，那就必须另设机构集权。
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正式通过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恢复了之前二届五中全会后被撤销的军事委员会，并提名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后就正式任命。根据四届二中全会的议案，军委会委员长一职统率全国海陆空军，总管军令、军政等事项，实际上就是国家最高统帅，妇孺皆知的“蒋委员长”就此诞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被撤销，也就是说，“蒋委员长”这个称呼只存在于1932年到1945年之间。现在不少电视剧中，明明已是国共内战时期，国军将领们还一口一个“委员长”地叫，实在是严重穿帮。
除了“委员长”这个特别著名的称呼之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还有个专有称谓——总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应对复杂的形势，国民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修改党章，增设了《总裁》一章，与原保存的《总理》一章并存，规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
“领袖制度”确立后，国民党自孙中山逝世以来实行的委员制名存实亡，蒋介石成了党内的最高领袖。从抗战的大背景来看，增设“总裁”之职确有战时行非常之制的意味，但在抗战胜利后，总裁却被保留下来，并长期由蒋介石担任。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逝世，国民党中央于4月28日召开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接受总裁遗嘱，并提议保留“总裁”一章。次年11月，国民党召开十一大，对党章进行了重新修订。修订后的党章保留“总裁”一章，这一做法与50年前如出一辙，总裁遂成为蒋介石的专有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