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座”这种称呼在民国军队中的确存在，例如解放军的将军陈锐霆就曾称呼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军将领李仙洲为“军座”，这显然只是一种表示尊敬的称呼，用或不用完全看个人习惯。其性质与北洋军阀头目之间喜欢称“帅”，民国老百姓叫军人“老总”一样。其实翻开民国第一手史料（书信、日记、电报等），见得最多的“座”恰恰不是军座、师座、团座，而是“委座”与“钧座”。先说“委座”，这个称呼在抗战期间出现得较为频繁。举两个例子，一例是南昌会战期间，薛岳发给陈诚的电报中提到“现迭奉委座电令”之语。另一例出自戴安澜日记，有一次他在缅甸迷了路，见到有车驶来以为是当地英军，便将车拦下。戴安澜上前用英语问路，结果车中下来一位国军同僚，见面就说：“老戴，你发什么疯？此乃委座乘车也。”两个例子的不同之处在于，薛岳发的属于正规的电文，戴安澜日记中的场景则属于生活日常，两处皆出现“委座”称呼，可见是国军将领对蒋介石比较普遍的尊称。顾名思义，这个称谓是根据委员长一职而来，在抗战胜利后就不适用了。
“钧座”就是另一码事了。“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衍生为敬辞，也就是说“钧”和“座”两个字都不是指职务，这一点和“委座”有很大区别。1944年8月，衡阳城陷落前夕，国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电”：“职等誓以一死以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其中出现的“钧座”一词，用在这里可看作下级对上级的尊称。接下来看另一例，湖南在驱逐军阀张敬尧斗争期间，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写了一封《致张敬尧的公开信》中提到：“钧座为地方长官，似应一查真象。”这封信至少可以证明两个问题。其一，钧座一词不仅是军中下级对上级可以用，民间人士对军政人物同样适用，有点类似古时“大人”的叫法。其二，驱张运动时，国民革命军还没有诞生，可知“钧座”并非国民党的专利，早在北洋时期就有了，充其量只能说是民国军队中常用的尊称之一，不是什么国军特色。
无论是第一手的电文、日记、书信，还是回忆录，像师座、旅座、团座等叫法凤毛麟角，几乎不见于记载。至于什么“局座”“处座”之类，更像是导演编剧们脑洞大开的产物。总而言之，国军中称“座”的叫法的确存在，但远远没有影视剧中那么频繁，也没有那般标准化。除了军队系统外，国军的情报人员之间也会有一些非正式的特殊称谓。例如抗战期间，军统人员称戴笠为“戴老板”，明显是为了掩人耳目。在这条特殊战线上，这类奇怪的叫法多不胜数，这是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既非尊称，也不是特殊职务，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