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寿《三国志》算起，到眼下要出版的《侨日·瞧日》丛书，中国人写日本已写了两千年，年头比日本人写他们自己长得多。日本人总爱问我从哪里来，所谓日本论、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世界上最早的，就是这《三国志·魏书》当中的两千来字，“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妇人不淫不妒忌”云云。
它记下倭国“人性嗜酒”，虽然在武则天篡唐为周的时候改叫日本了，但时至今日，这话也说得没错，下班后成群结伙喝个醉仍然是东洋一景。有陈寿的史笔，日本人才得知自己祖先在公元3世纪是什么样子，但前些年有个叫西尾干二的，跳出来“新编历史教科书”，出版了一本给国民看的历史书，抢眼一时，说《三国志》关于倭人的记述没有史料价值。日本人疑惑《三国志》，理由之一是中国至日本的航海路线难以坐实。原因归罪于中国，却忘了唐人早说过他们不以实对，山在虚无缥缈间。否定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并非始于此西尾，这既是给自己打气，又是一个方法论，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贬低、否定、破坏中国文化来建立的。
倭人在大海之中，古时候我们不关心。遣唐对于日本来说是历史上的盛事，但唐人王维说“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刘长卿说“遥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到了宋代，日本刀、日本扇进口了不少，欧阳修浩叹：商人弄来把短刀有什么可说的！想当年徐福去日本，始皇帝尚未焚书，但日本把他带去的那些逸书据为己有，不许再传回中国。长达千余年，倭人、日本人冒着生命危险渡海到大陆取经，而中国不必学日本。水往低处流，文化交流基本是单向的，这是正常的历史进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研究中日之间古代文化交流也重视起日本文化向中国的输入，这不过是在友好的题目下做文章罢了。或许有助于友好，但文化交流的研究不是为编写一部友好史。日本终于赶超了中国，一场甲午战争把中国人打得正眼看日本了，胡适小时候作文也得“原日本之所由强”。中国人看明白日本学了西方才强大，去日本留学就直奔主题，通过它学习西方。至于跟日本相比学得怎么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认识日本及其人以及文化，好些中国人至今犹看重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它确是经典，但毕竟过去五、六十年，出版时当今首相安倍晋三还没出生呢。人们读它的收获好像主要是一个生动活泼的论点，即日本文化具有两面性。书中说的菊，并非指皇家的标志，乃是用铁丝把菊花造型，以养菊的爱美对比以刀为荣的尚武。关于日本人的两面性，唐人早已指出过，例如包佶写诗送阿倍仲麻吕（晁衡）回国，说“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还很“野”的时候就跨越地学会了中国的“礼”，而那种“木性”现今也常被在日本给他们打工的中国人笑话。日本的一些优点，譬如拿来主义，善于学习，不过是一种习惯，谈不上多少思想，而且是中国帮它养成的。处于原始时代，旁边就有了一个那么发达的文化，自然会不由自主地伸手拿来。养成了习惯，后来看见西方有更好的东西，也什么都拿。社会一旦形成了某种体制，就未必还那么宽容，因为拿来主义对于社会的稳定也可能是一个破坏。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组建洋枪队，长筱战役用三千杆洋枪击溃武田胜赖的强悍骑兵，德川家康也率军参战，但江户时代二百余年基本未发展洋枪洋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