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问世十年前，周作人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是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本尼迪克特用文化人类学解开周作人的疑情：这奇事的根由在于欧美文化是良心大大地好的“罪文化”，而日本人总得有人盯着指着才知“耻”。
更早些时候，一九二八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论》，写道：“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从社会阶级看透日本人的两面性。近代以来大和民族的两面性是武士与町人（商人工匠等市井之人）的合体，“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诚信、高尚的品格是德川幕府用儒家思想对武士进行改造的结果。清除武士的“武”，那种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带过来的野蛮的杀伐之气，修养成“士”，以充当领导阶级。明治天皇复辟后接连兴战，鼓吹武士道，我们知道的武士形象就一副野相了。
哪种文化都具有两面性，非日本独特。民族的两面性不一定分明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鲁迅在《一件小事》里写了车夫和老女人，这两个人物合起来表现出中国老百姓的两面性。一方面高大得“须仰视才见”，另一方面“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倘若他当年更无情面地解剖那老女人的可恶，或许当今中国不至于有满街的“扶不扶”之惑。鲁思·本尼迪克特没到过日本，著作中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例好些是得自俘虏或文学作品。戴季陶在日本前后生活过八年，更作为孙中山的翻译、秘书接触过很多日本要人。有日本学者认为戴季陶《日本论》具有体系性，足以比肩《菊与刀》，某些地方更凌驾其上。或源于历史，或意在取巧，中国人观察或研究日本多偏重文化或风俗，近现代人们更关心政治、经济，这却天然是西方人的擅场。
不过，中国人看日本，也确实有几个毛病。其一是先天的：一说日本就扯到中国，好像除了漫画，满日本看见的到处是中国文化。中国人在日本很快就学会弯腰蹶腚，而西方人不会，日本人学他们握手，这正是中日文化同根的现象。但过河为枳，何况过了海。“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能用中国人的眼光和心思一厢情愿地诠释日本。例如有文章介绍皇太子的女儿上学也得跟普通人家一样带饭盒，写这么一句：吃的自然是冷饭冷菜。这是用中国“冷”观念描述日本，拉家常似的，就误导了我们的认知。日本人自古好生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和食几乎除了大酱汤，没什么趁热吃的饭菜。中国人说道日本文化常常露怯在中国知识上，甚而骂日本反倒骂到了自己的老祖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