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曾经是个好词。好词是不能反对的，也没人反对。当“改革”还是个嫩芽时，我们曾天真地以为，贪腐的存在是因为“改革”不彻底，但当如此之多的蛀虫不断以“改革”的名义侵蚀国家，甚至把“改革”当贪腐的别名时，这个词已不再神圣。
现在，盖房修路，领导最上心，口号是“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变”。有一回，中文系通知我，要我参加学校的规划会。我说，好，那我就去听听吧。我听到什么了？有人说，某些楼年头太久，早就应该拆；有人说，某些楼楼龄太短，想拆不能拆；有人说，没关系，我可以从国外买一种涂料，把这些难看的楼重新捯饬一下。至于盖什么，这馆那院，各家有各家的建议，就算把未名湖填了，也未必摆得开、搁得下。还有，北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很多计划的障碍。有人说，凭什么动不动就搬文物法，哪有那么多文物……他们七嘴八舌，难以归纳。但有件事我明白了，北大太小，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
最近，北大人文学苑落成，文史哲三系从静园二院、五院、六院搬出，每个老师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房子盖好，怎么分配，拖了很长时间，这是为什么？我听几位系领导说，有个海外请来的国际大师发话了，他的研究院，一个楼不够用，一定要占这个人文学苑的中心，如果学校非让咱们把房子让出来，那咱们就争取把静园的老院子保下来。
他们说的国际大师，负责文明对话，志在重张儒学，建立世界宗教。我记得，他刚到北大，有人负责召集，让我们跟他讨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重要问题呀？他说，他要把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投到北大，你们最好讨论一下，咱们是叫哈佛北大燕京学社好呀，还是叫北大哈佛燕京学社好。就这么个问题，他要讨论一整天，大家受不了，中午就散了。后来学校给我发信，要我配合他的研究。我当然不配合啦。
当时谁也不知道校领导拿静园派何用场，现在才明白，草坪和草坪旁边的六个院子是用来建燕京学堂，北大校中校，中国学校里的洋学堂，打造“国际一流”的实验田。这组建筑，不当不正，恰好选在北大的心脏地带，好像在天安门广场盖白宫，引来骂声一片。
我是1985年调进北大，明年9月满三十年。这么多年，我目睹了北大的千变万化：从没钱到有钱，从创收自救到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可把领导和群众都忙坏了。
这些年，我们都已充分领教，资本的力量有多大，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我真希望有人能把这三十年好好写一下，让历史说话，见证一下中国的改革在中国的高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教改方案的设计者，他们的改革理念到底是什么，知识分子都扮演什么角色。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儒林外史》的开头吧。王冕对洪武年间礼部议定的八股取士之法怎么说？他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小说描写，时当初夏，天色渐晚，皓月当空，水银泻地，王冕望着满天星斗，拿手一指，“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狂风大作，风声略定，但见一百几十颗星星往东南坠。王冕说，“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