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此刻的心情。我忘不了，我们已故的一位副校长当年曾问一位领导，你让我们自谋生路，难道化学系的出路就是做肥皂吗？领导丢下一句冰冷的话：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我忘不了，当年开会学习，大家怎么哭穷，连大包小包倒衣服的馊主意都端出来。因为穷，我们的兄妹开荒、生产自救是敞开校园、面向市场，推倒南墙办商店。
1995年，有几个研究西哲的哲学家开了一家叫“风入松”的书店。书店刚开门，我买了本《汉语大字典》，表示祝贺。后来怎么样，2001年，南墙又恢复了；2005年，书店的创办者王炜去世了；2011年，风入松关张了。一切好像都没发生。有位中文系的老主任回忆说，就咱们中文系骨头硬，愣是扛住了这股谁都扛不住的商品经济大潮。真是这样吗？
久旱逢甘霖，现在不同啦。好消息，好消息，中国有钱啦。大钱霈然而降，从校到系到人，层层承包、层层考核、层层验收，填不完的表。校办公司、孵化器（incubator），那是杀出重围的一路大军，直奔商道。另一路大军则坚守校园，文化办班。领袖班，总裁班，各种各样的班，面向政府，面向企业，面向和尚道士，面向文物收藏者和古董商，大横幅挂满校园，轰轰烈烈。每个系有每个系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奔头。
中国是个教育大市场，商机无限。就连咱们的榜样，世界一流大学，他们都眼红了，你瞅我，我瞅你，赶紧到中国抢占市场。各种国际化的班、国际化的校、国际化的研究中心纷纷进驻中国大学。咱们的班也不甘落后，轮到上层次、上规模了。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中国的教育改革又上一层楼。
如今的大学，“国际化”的大潮席卷一切，我在一篇讲北大校史的文章中说，“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谁是“弄潮儿”？
你说巧不巧，海外人士查建英写了本《弄潮儿》。此书原载《纽约客》，用英文写，中文本有香港牛津版。上篇“知识人”，讲她哥，讲王蒙，讲北大。下篇《企业家》，讲“中国好大亨”。两组文章，相映成趣，可以反映她心目中的改革潮流。她讲北大，是讲2003年的北大改革。她把上面两句话当全书的题词。
查建英说，这场改革，真正的“弄潮儿”是前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前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是他的幕后支持者。还有一位是在《读书》编辑部跟我们讨论的李强，他也是改革方案的起草者。
查建英介绍，这三位都有海归出身、经济头脑和国际视野，他们都是“出身海归”的蔡元培校长的正宗嫡脉，都是“不被理解的改革派”。她很遗憾，这场改革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最后“被上头牺牲掉”了。
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她说，中文系几乎一边倒，全都反对这场坚持“逻辑”和“效率”的改革。
谁是“保守派”？张鸣是，我当然更是。其实，就连她十分欣赏，主张稳健改革的“温和自由派”陈平原，还有拿蔡元培当上帝、北大当情人，因北大“只剩躯壳”而去了清华的刘东，也是闵张改革的批评者。
查建英转述，李强认为，“有些方案批评者是言辞高蹈却用意卑鄙”。“他们说学校不是养鸡场”，“但我说大学也不是养老院”，李强愤愤然。她说的潮，“国际化”也好，“海龟代土鳖”的大换血和裁人下岗也好，课题制下的核心期刊统计和量化管理也好，没错，的确是大潮，跟整个社会上的改革一模一样。但反对的声音很大，同样不容忽视。这场改革是不得人心的，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