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天下发解进士到省，常不下二千余人，南省取者才及二佰。而开封、国学、厅预奏名者，殆将太半，其诸路州军所得者，仅百余人尔，惟陕西、河东、河北、荆湖北、广南东西等路州军举人近年中第者或一二。……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近自族姻，远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今或数路之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多矣。（《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三十《贡院乞逐路取人状》）
他虽然指出中第者少的路分在南、北都有，可是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已在北方五路中占了大半；而没有讲出来的，却是东南两淮、两浙、江东西、福建、成都府、梓州等路中第者所占的比例太高，而这几路占了南方路分的大半。
欧阳修代表南方的观点，反驳司马光的主张，指出：
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东南之士于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当发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三《论逐路取人札子》）
欧阳修所说的北方士人在发解时，比起南方士人来讲，已经是“十倍优假之”，是指宋代的科举考试，在地方上州、军举行解试时，每一州、军各立有一个解额，多少不等，北方各路的州、军由于应考者少，相对来讲解额比较宽，通过容易，东南各路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应考者多，相对来讲解额比较窄，通过也较难。他认为北方士人获得发解已经比较容易，学业程度自然无法和南方士人相比，如果到中央的省试又再给予特殊优待，那对南方士人实在太不公平。北方的要求保障，正显示了北方人已无法在科举上与南方人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用人，逐渐以南方人为多。陆游《渭南文集》卷三《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
臣伏闻天圣（1023-1031）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一时名臣。……及绍圣（1094-1097）、崇宁（1102-1107）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
上引札文所讲宋仁宗时起自南方的名臣中，“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仍有讨论的余地。范仲淹虽然祖籍在苏州，但出生在京东路的徐州，两岁时因为父亲去世，又随母亲改嫁而迁到同路较北的淄州，以后读书也在北方。欧阳修虽然祖籍是江南西路的吉州，但出生在四川的绵州，四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迁到京西路的随州定居，依靠叔父，后来应考解试也在随州。尽管如此，陆游所说北宋中后期整个大趋势的演变，却无可置疑。南宋时人列举各类天下第一，其中就有“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和国子监书、内廷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及其他多样物、人并列。两浙、江东西、福建、四川，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都是人才最盛的地区。在学术上，北宋的学术中心尚在北方，到宋、金并立的时期，学术中心已转移到南宋所在的南方来。这种情形，延续到元代统一南北，仍未改变。
元代要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恢复科举考试，无论在此之前或之后，政府用人都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主，汉人、南人受到压抑，而南人所受的待遇又不如汉人。学者据王圻《续文献通考》统计元代书院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当时人才的孕育，仍以南方为盛： 江西（73）、浙江（62）、福建（55）、湖南（37）、江苏（26）、广南（24）、四川（23）、湖北（19）、安徽（17）。（以上南方）山东（22）、河北（20）、山西（10）、河南（10）、陕西（7）。（以上北方）
上列统计数字自然不完备，但是大体上可以看出地域的差异。
显然这时南方的书院要比北方多出甚多，连宋代在文化上较为落后的广南，到元代也有了不少的书院。这可以说明，中国社会中心往南方的移动已经完成。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史》，梁庚尧著，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