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罗森茨维格：生平与思想》
作者：（美）纳胡姆•格拉策 编著；孙增霖 译
罗森茨维格生命的历程跟他作品的内容处于一种矛盾的关系中。当他的生活遭遇变故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倾向于相信会在他的作品中找到相应的多愁善感的成分、或者多少有点非理性的反映时,我们看到的却是最严谨、最冷静的形式。而当他的某一著作所表现出来的完美的结构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躲在象牙塔中的学者时,我们却发现该书的作者是一个身处战壕中的士兵,正在军队定制的明信片上书写一部长达数百页的鸿篇巨制,然后把这数量巨大的明信片一张张地寄回家。当一个人看到过弗朗茨·罗森茨维格家乡那庄严肃穆的安息日祭典——祈祷、祝福、歌唱以及以正经八百的工作态度小心翼翼地执行的斋戒——后,作为旁观者一定会指望他是一个严守传统的正统派犹太人。然而,人们却发现他是那个时代最不守教条的思想家之一。
对那些只认识精心研读《塔木德》及其评注的、虔诚的犹太教徒罗森茨维格的人来说,无法设想这样一个人居然是像《黑格尔与国家》那样的哲学著作的作者。另一方面,如果德国的学者们发现他们之中的一位居然翻译中世纪的犹太诗歌并且撰写有关《圣经》神学论文的话,也会感到不可思议。
这些矛盾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当一位读者读到一篇篇才华横溢、创意十足、洋溢着生动的幽默的文章时,他会认为作者一定是一个快乐而健康的思想斗士,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然而,与这些文章相对应的罗森茨维格的生平却显示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瘫痪多年,失去了说话能力的人,一个在妻子帮助下才能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表情达意的人。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听说了罗森茨维格是怎样战胜了可怕的病痛、顽强地活下去并成为了一位活跃而多产的学者、作家和批评家时,他说道:“此人别无选择!”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在面对这样的特例时,既未借助某种情结(complexes),也没有寻找某些隐秘的原因,反而简单地认定:罗森茨维格生命的这种特殊模式正是其正常的状态。在这一点上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因为在罗森茨维格生命和作品之间的所有表面的冲突共同谱写了一气呵成的篇章,一部既属于个人的、独一无二的、又足以为后人楷模的历史。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的故事就是一个重新发现犹太教的故事。一位欧洲的知识分子和同化主义者(assimilationist)同他自己的过去决裂,借助坚定的信念(conviction)他变成了一个犹太人,重新发现了他的民族的存在,而且变成了这种存在的现代解读者。
他作为一位西欧的知识分子,是19世纪的得意门生。这是一个信仰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这一信仰由科学的稳步发展而得到了确证。人与社会的进化看起来是不可阻挡的。对卢梭(Rousseau)1所描绘的“人类的无限完善性”的信仰导致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氛围,弥漫在大学、艺术院校以及其他的学术和教育(Bildung)机构中。自信自己是他触及的所有领域的主人的可不仅仅是行动家们,与他们志同道合的还有思想家们,后者追随黑格尔的脚步,相信思想是全能的,对他们来说,思想“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头脑中才能找到的重要事物,也就是说,它也许能、也许不能根据我们的意愿转变为我们期盼的现实。与此相反,思想就是行动、思想就是现实”(黑格尔)。年轻的罗森茨维格自身高度认同这种进步的世界观和对理性的信仰。
解放运动(Emancipation)使得一向自我封闭的犹太社区打开了一扇通向这一精神的新世界的大门。存在于传统会堂和家庭仪式中的犹太藩篱现在看起来陈腐而且失去了意义。至于那些由先知们率先倡导并保存在拉比们的教诲和祈祷文中的弥赛亚式的普遍主义观念似乎已经得到了实现,至少也可以说是正逐步地在欧洲的普遍人性中逐步变为现实。
封闭性一直到19世纪都是犹太人生存状况的重要特征。在打破这一封闭性的过程中,罗森茨维格家族的某一成员恰好 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 自己的家族与这一进程息息相关这 一事实给罗森茨维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在他转变前还是转变之后。 在他作品中,我们发现他曾多次提及撒母耳·梅 尔·艾伦博格(Samuel Meir Ehrenberg),后者是他的外曾祖父, 一度活跃于犹太历史的这一特殊的转折时刻。
S·M·艾伦博格(1773-1853)起初是位于沃尔芬比特尔地方(属于不伦瑞克公爵的自由犹太学校的教师,后来升任该校的负责人。在他的诸多学生之中,他比较看重两位历史学家:以撒·马库斯·乔斯特和列奥坡得·桑兹。正是这二人为“犹太教科学”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一运动相信人们无法指望犹太教还有进一步成长和进步的空间,并进而宣扬一种对待犹太文化和历史的客观的和学术性的——或许有人会说是没有人情味的——观点。
桑兹(他曾经问过一位被作为希伯来诗人引荐过来的俄国犹太人这样的问题:“你何时曾生存过?”)曾1854年私下印行过一本小册子,在其中他描绘了艾伦博格的生平和他指导下的学校。他相当精准地概括了这所学校的特征:“起初,这所学校是专门研习塔木德的地方,只允许开设极少数(非塔木德的——中译者补)一般性的科目,后来则变成了一所学术研究机构,塔木德只是允许开设的诸科目之一,最后终于变成了一所摒弃了塔木德教育的高等学校。”启蒙和解放由此让人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它们的冲击;艾伦博格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要求,他将这一要求表述为:“我揭示给我的学生们的,是一条如果我们想在地上的万民之中获得更高的评价而必须走的道路。”该校的宗旨渐渐变为:“改造思想幼稚、言语粗鲁、无知、受教育水平很低的青年人(bahurim),使之变得优雅而富有教养。”传统教育让位于更具普遍性的伦理学课程。更为具体的课程也开设出来,目标是“确立那些为全部伦理学和神学教义奠基的基础性的伦理学概念”。要了解“宗教的种种具体资料”则需要求助于一本印刷好了的手册。《摩西五经》使用的是门德尔松的译本,这是当时最好的德文译本。有关《圣经》的古典评注再也无人问津,如有必要解释《圣经》,则全部付诸口头解说。1848年,法国大革命点燃了艾伦博格的希望之火,他坚持认为,从这一年开始,逾越节哈格大可以精简掉下述句子:“今年我们虽然是奴隶,但明年我们就会获得自由”。
艾伦博格跟绝大多数与他志同道合的犹太主义者一样,相信打破犹太人的封闭性,迈向欧洲主流社会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些必要的调整,其结果将是传统犹太教和现代精神的某种折衷或者综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罗森茨维格的时代,这种全心全意的调整和综合却需要洗礼作为其必要条件。艾伦博格的另外几个曾孙——罗森茨维格的密友,汉斯·艾伦博格和鲁道夫·艾伦博格——转变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事实给年轻的罗森茨维格印象颇深;一旦接受了前提,那么结论就是难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