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史密斯对身份焦虑的体察，从来不逊于她对荷尔蒙的嗅觉。在《天才雷普利》里，家境贫寒的雷普利偷偷换上富二代迪基的衣服，便代入了另一种人生，这一段成为后来血案的关键铺垫。雷普利的逻辑是：让我穿上你的衣，让我学会在支票上签你的名，让我既是我也是你——为了让我自由地在这两种身份之间穿梭，我就要杀死你。当然，在此之前，迪基拒绝了雷普利的示爱，也堵死了这个故事转向另一条路径的可能。这条路在《卡罗尔》里以含蓄的方式打通，特芮斯几乎在每一页里都凝视着卡罗尔，揣摩她穿什么衣服听什么音乐，在意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对于她而言，异性恋与其说是与她的性向相悖，不如说是代表着禁锢她未来的枷锁，所以她“跟在理查德身后走，像悬荡着的附属品一样”。一旦遇上高雅成熟的卡罗尔，特芮斯顿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她渴望自己像一团新鲜的软蜡，飞快地嵌进卡罗尔的模具里。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有位文学教授并没有从同性恋的角度分析《卡罗尔》，而是一口咬定纳博科夫在写《洛丽塔》之前深受《卡罗尔》的影响，因为亨伯特和洛丽塔也有相似的年龄差距，也有突破禁忌的性爱，也在书中携手在公路上亡命天涯。如果这种多少有点生硬的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也许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女性主义公路片《末路狂花》受到的影响更大。当塞尔玛和露易丝牵着手、驾着车，相视一笑，像一道彩虹般跨越山谷时，她们是不是在完成一代又一代特芮斯与卡罗尔未竟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