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和回答“布罗茨基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不能忽视的是他的独特、深邃以及伴随而来的复杂性。他把文学的地位、作用和荣耀远远置于政治权力之上，认为只有文学可以拯救世界。我们当然也希望如此，但是我们能够相信可以如此吗？在该书的《致总统书》中，他建议哈维尔总统最好能在国家的主流日报上连载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东诺夫、加缪或乔伊斯的书籍，把他们提供给人民，这样就可以使这个民族转变为文明的民族（235-236页）。对此，在1987年他的诺奖演说中有更准确的表述：“我认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54页）我想起在2008年的一篇呼吁保卫广州老街道、老骑楼的报纸时评中，我也曾提出把伟大的经典文学介绍给管理这个城市的官员，“应该尽一切可能培养我们社会的管理者和所有公民具有更多对于历史的人文温情与敬意”。当时就有朋友说我用心虽好，断无作用。时至今日，我们还会像布罗茨基那样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将拯救世界”的命题吗？但是，在这封信中他对哈维尔的批评却远比他提出的建议要深刻得多：他反对简单地对发生在二十世纪的重大事件贴政治标签，也反对以这些标签划线；“就数千万人被杀、多个民族的生活均被摧毁这样的事实而言，这个标签就更无意义了。”（231页）他认为所发生的一切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也不是所谓的噩梦，而是人类的堕落，是一个全人类的、长期持续的问题；所发生的是“一场人类学意义上的巨大倒退，……它吸引了大量自私自利的民众，他们在行动中将他们的公分母降低为道德最低值。”（231-232页）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议题是，他认为“噩梦”的标签化使得民主世界让“恶”外在化，这种标签也使得那些曾生活在噩梦中的人、尤其是与噩梦战斗过的人获得可观的道德满足，从而免除了对自己的分析和批评（230页）。他不断强调的是人类本性的恶和与现实之恶，强调人类必须自我反省，用时髦的话说，就是要好好想想为什么“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当然，在这里又似乎可以回应他关于只能以文学拯救世界那个充满信心的命题了；于是，我们又再次回到了“布罗茨基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的问题。
在他的诗歌分析中，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是人（物）与黑暗的关系，不是自然发生而是渗透了选择、态度和立场的那种关系，例如关于画眉（其实是诗人）与黑暗的态度。弗罗斯特《步入》中有这几行诗句：“从远处立柱支起的黑暗中 / 传来画眉的音乐——/ 几乎是在召唤人们 / 步入黑暗和悲哀。/ 可是不，我是来看星星的：/ 我并不愿意步入。”不愿意步入黑暗，这是一种选择。托马斯·哈代的《黑暗中的画眉》，诗中的那只外貌并不十分诱人的年老画眉“决定就这样把它的灵魂 / 投向越来越浓的黑暗”，他认为“这两行诗所表达的便既是鸟儿面对现实的姿势，也是诗人面对现实的态度”（371页）。在布罗茨基的解读中，“黑暗”可能有着更复杂的内涵。但是，“决定就这样把它的灵魂投向越来越浓的黑暗”，这无论如何总是让人惊悚的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