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们后来者从这位游吟诗人身上继承的遗产：一部作品可以同时成为一切的认知。法国文学传统更为严苛，将悲剧（莱辛）和喜剧（莫里哀）区分开来。而莎士比亚将它们捣烂成一团，多亏了他，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
在一篇有名的散文中，米兰·昆德拉提出小说有两位先驱，塞缪尔·理查德森的《克拉丽莎》和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然而这两部长篇累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身上都有塞万提斯的影响。斯泰恩的托比叔叔和特灵下士明显以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为原型，而理查德森的现实主义也因塞万提斯鞭笞迷惑住堂吉诃德的愚蠢中世纪文学传统而得益匪浅。在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杰作中，狼狈与高贵同在，共鸣和情感与淫秽和粗俗并行，最终推向那个极尽动人的瞬间，真实的世界显身，而愁颜骑士承认了自己是个愚蠢的疯老头，“去年的雀巢，今年没有鸟。”
他们都是自我意识强烈的作家，绝大多数现代大师都能觉察其现代元素，剧作家笔下的戏剧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舞台上演出的戏；而小说家笔下的小说敏锐地体察到它的虚构本质，甚至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叙述者锡德·哈迈德·贝嫩赫利——有趣的是，他的祖先来自阿拉伯。
这二人对底层生活和崇高理念都同样着迷并且擅长，他们一系列的恶棍、妓女、小偷、酒鬼可以在同一家小酒馆里适得其所。正是这种接地气的特质让他们哪怕在书写幻想时仍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不仅如此，我们后来者还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只有在现实的帮助下魔法才会有意义——有哪一个魔法师比普洛斯彼罗（《暴风雨》中的人物）更现实？——并且现实主义中也不妨注入适量的神话色彩。最后，尽管他们都使用源自民间故事、神话和寓言的比喻，他们拒绝道德说教，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比许许多多追随者都要更加现代。他们不告诉我们去思考或感受什么，但他们告诉我们如何去做。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
与莎士比亚相比，塞万提斯是一个更富有行动力的人，他在战役中战斗，严重负伤，左手失灵，在阿尔及尔的海盗船里囚禁了五年，才被家人筹钱赎回。
莎士比亚的个人经历并没有这些波澜；但他似乎比塞万提斯对战争和从军更感兴趣。《奥赛罗》《麦克白》《李尔王》都是关于战争中的男人们（既发生在他们之间，也发生在沙场上）。塞万提斯也启用过他痛苦的经历，例如在《堂吉诃德》“俘虏的故事”和若干戏剧中，但堂吉诃德投入的战役却是——用现代的话来说——荒谬的、存在的，而不是“真实的”。奇怪的是，这位西班牙战士写从军作战的滑稽的徒劳，并将一个伟大而典型的战士塑造成一个傻子（这让人想起近代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或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对同一主题的探索），而英国诗人兼戏剧家的想象力（像托尔斯泰、诺曼·梅勒的一样）径直向战争逼近。
他们的不同之处代表了当代的两个极端；正如他们的相似之处、他们一致同意的准则仍让继承者们裨益良多。（拉什迪/文 钟娜/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