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18年4月2日，鲁迅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几天后交给了到访的钱玄同与刘半农。钱、刘二人读之，如获至宝。第二天稿子送到编辑所，陈独秀也拍案叫绝。小说随即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刊发，并首次使用笔名“鲁迅”。《狂人日记》借一个被迫害狂症患者“狂人”的惊恐峻急之口，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启蒙呼唤。这篇4700余字的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经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
以思想文化革新为主旨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经营着文学，而且其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影响至为深远。正如后来鲁迅负责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年至1927年）》小说卷时所指出的：“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直到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发表，《新青年》上的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对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小说家的鲁迅，自然一出手便博得满堂彩。加上陆续发表的《孔乙己》《药》等小说，“文学革命”才算有了拿得出手的实绩。鲁迅的文学创作令《新青年》的同人们由衷钦佩。钱玄同曾称赞鲁迅“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掘发中国社会的痼疾……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
在《新青年》一众人马中独掌帅旗的陈独秀，对鲁迅格外敬重。如1920年陈独秀致信周作人云：“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处自加订正，寄来付印。”感其热诚，以后鲁迅采纳其建议，集拢了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编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
三
特立独行的鲁迅，总是说自己对“文学革命”没有什么热情，但他承认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他又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并不亲密，但为了响应1918年7月《新青年》五卷一号刊发的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即在1918年8月《新青年》五卷二号发表《我之节烈观》；胡适于1919年8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我的儿子”》，鲁迅随即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为支持胡适等人倡导的新诗写作，自称不喜作诗的鲁迅也发表了6首白话新诗。
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随感录》栏目，刊载对社会和时事的短评。鲁迅从同年9月五卷三号开始为这一栏目撰稿，直至1919年11月六卷六号刊发的《六十六生命的路》，共27则，后全部收入杂文集《热风》。而这一文体后来便成为鲁迅手里最有战斗力、最游刃有余的“武器”，在晚年为《且介亭杂文二集》写的后记中，鲁迅也是这样概括的：“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18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