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
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终于使广州漫天飞雪，根据气象台首席气象师的权威解读，那在天空中如细粉般飞舞的，的确是雪。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把一只来自塔斯曼尼亚的熏衣草布绒熊放在微波炉里转三分钟，拿出来捧在手里就是一只小暖炉，有一种奇幻而真实的童话般的感觉。这时读完美国作家詹姆斯·莫罗的历史奇幻小说《最后的猎巫人》（杨晨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10月），更有一种冷暖交织、穿越时空的奇幻之感。
这部杂糅着历史与幻想的小说以文艺复兴时代与启蒙时代之际的猎巫与反猎巫的斗争为主题。英格兰少女詹妮特的父亲是一名以搜捕绞杀女巫为职业的猎巫人，其子邓斯坦继承父业，而且同样不惜牺牲亲情以捍卫猎巫事业。詹妮特深受伊泽贝尔姨妈的启蒙教育，当她目睹伊泽贝尔被父亲诬蔑为女巫并被处死之后，毅然决定将以科学来证明女巫纯属子虚乌有之事，把推翻英国的《1604年反巫法案》视为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由此而展开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以科学理性反抗猎巫运动的冒险历程。从英格兰来到美洲殖民地之后，詹妮特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结伴，在科学精神和爱情的鼓舞下共同奋斗。最后为了推翻《反巫法案》而有意让自己在费城被当作女巫受到审判，让孟德斯鸠成为她的辩护律师。最终，詹妮特赢得了胜利，反巫法案被正式推翻，猎巫人职业被扫进历史的坟墓。
毫无疑问，在女主人公詹妮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理性的思想者与勇敢的行动者合而为一的形象。那么，作者在书后的“自问自答”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对理解这个人物是极为重要的：“这个十七世纪最聪明的女人凭什么自以为拥有毁灭‘女巫世界’的智力与政治资源？”作者的答案是：在追寻实现人生目标的过程中，她牢记并坚信伊泽贝尔姨妈的指引，相信在牛顿的科学著作《数学原理》中隐藏着推翻“恶魔迷信”的证据；相信通过对《数学原理》的研究，她会找到牛顿的证据，从而说服英国立法机构撤销巫术法案。最后她终于写出了一本富有说服力的作品，但她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怎么说服国会议员来读这本书。于是，詹妮特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亲自走上了殖民地费城女巫法庭的被告席，同时利用相应的“媒体圈”来宣传她的观点（第538-539页）。应该说，坚定的理性主义、不懈的探索精神和无畏的自我牺牲行动构成了这位时代的探索者的基本底色。在小说中，正是这些基本底色不断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当詹妮特听着伊泽贝尔姨妈在火刑中用尽生命的最后力量高喊“牛顿的证据”来自“亚里士多德！那些元素！亚里士多德！”（第126页）的时候，这种底色就开始融化进她的血液中，几天之后她在和父亲的对话中坚定地说，“总有一天，鬼神学会走向崩溃”，“科学永远不会隐藏它的光芒”（第135页）。这可以看作启蒙主义的理性宣言。
当然，我们并非不知道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理性”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歧途。实际上，在书中伊泽贝尔姨妈高喊的“亚里士多德”发展到詹妮特自称为“培根实验主义的奉行者”之间，可以看到理性的无限扩张的轨迹。美国学者弗莱德·R.多尔迈在《主体性的黄昏》一书中指出在培根的理性和知识论中蕴含有对自然和社会的统治的冲动，个体理性和我思主体必然带来不受任何约束的弊病。马克斯·韦伯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概括为一种理性化和世俗化的过程∶由理性科学与技术的思维方式及功用熔铸而成的工具理性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依据，导致所有个人的整体价值的消失，代之以单一方面的价值和深度的孤离感。作者在书中也深刻地表达了对理性的信念与困惑之情，“我不得不承认，我对理性思考得越多，就越不能肯定究竟什么是理性。……不能否认理性是西方文明中最令人困惑的思想之一。”（第409页）“我承认对理性的神化是错误的。……我率先提出了，与宽容、熟思和怀疑（如果我是人类，我会把这三元素称为人文主义）脱节的理性主义不会把人类带向乌托邦，而只会走上断头台。”（第410页）但是尽管如此，詹姆斯·莫罗还是要“把《最后的猎巫人》想象成对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的一次合格的辩护”，他宣称要融入当代的视角，对那些反对启蒙运动的观点给予回应。他给《最后的猎巫人》总结的中心思想是，“我愿意对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稍加修改并表述如下：理性，是应付这个世界的糟糕模式——但其他所有的模式比它更糟。”可以更明确地说，在今天对启蒙理性的意义仍然需要在理性与愚昧、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役的基本分界线上认识，这是《最后的猎巫人》应该进入我们今天的斗争生活的最大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