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 孔飞力的中国史研究受益于人类学家研究, 他的主要贡献是: 在借鉴人类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为推动美国中国史研究转向“中国中心观”或“中国中心取向”做了一些初创性的工作。《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成书于1970 年, 当时整个美国史学思潮还处在向一种力求精密化和捕捉历史变化的复杂性趋向转型时期。就中国史研究领域来说, 许多后来被称为有“中国中心取向”的论著都还没有刊出, 七年后施坚雅的代表作《中华帝国晚期城市》才正式出版。
其次, 就坚持“中国中心观”来说, 孔飞力不仅主张中国史研究的“内部取向”,还反对用西方的“术语”套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在如何坚持“中国中心观”方面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还存在着一个更令人担扰的问题: 认为中国历史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因此, 即使是一些被称为是“中国中心观”的学者, 他们虽注重从中国的传统中探求历史发展的真相, 但由于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 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套用西方的术语。如施坚雅对“民间宗教”的研究常常用英文的“r eligion”来表述中国民间丰富的礼仪、符号、风俗； 80 年代以来罗威廉(William Row e) 、蓝钦( Mary B. Rankin) 、史大卫( David St rand) 等学者将学术界原先用于欧洲史研究的两个相关概念——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和“市民社会”(Civ il Society ) 套用于中国史的研究。[30]认为中国在前近代虽然没有形成市民社会, 但在19 世纪末期, 已经发展出类似欧洲资产阶级初现时特有的一些“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现象。这些学者尽管把解释历史的重点放在中国历史内部的发展, 克服了过去视中国无力创造自身历史而必须依赖西方“冲击”的偏见, 但却在学理上又落入了另一陷井, 即试图把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等同起来,把西方的学术规范套用于中国史的研究。
但孔飞力却不这样做。他认为, 把欧洲的这些概念套用于中国史的研究, 过于宽泛, 对中国近世史的研究没有什么帮助, 而且欧洲人对“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等定义的界定,随着他们对国家—社会关系看法的变化, 前后有极大的差异, 如黑格尔与韦伯, 韦伯与哈贝马斯就不同。“如果一味刻板地套用欧洲的理论建构, 我们所得到的, 或许不是‘虚假的现代化’,甚至还会得到‘自由主义萌芽论’—— 亦即‘资本主义萌芽论’在政治上的翻版,而此一概念不过是想显示‘中国也有’的心结。”因此, 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套用西方的一些术语, 而应“忠实地把握住中国的实际脉络”。对于中国是否有过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如何使用西方的“术语”,也可以讨论。但孔飞力所提出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史时应避免用西方的学术概念来套用中国历史的观点, 对于美国史学界在探讨中国问题时少一些“西方”色彩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 修正往往导致新的扭曲, 孔飞力也不例外。由于过分夸大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立性, 孔飞力相对地忽视了西方入侵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西方入侵带给中国的灾难所作的研究略显不足；同时, 他的论著大多是针对一些个案展开的, 缺乏对近代中国作全局性的系统研究； 再加之深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 孔飞力还往往用族姓的分析代替对社会矛盾的揭示, 例如他把太平军起事主要原因归之于族姓的冲突, 认为客家人的汉族血统使他们“可以有说服力地向汉民族发出驱逐异族压迫者的号召”。 所有这些, 既有其历史观方面的原因, 也与他“中国中心观”的方法论所存在的某些缺陷相联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孔飞力中国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