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 国际格局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特别是世界性殖民体系的解体, 使得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人们通过深入研究西方殖民者入侵前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历史, 越来越发现历史发展在时空上独特的个性, 那种认为只有依照西方发展道路发展的历史才符合规范( normal) 的观点, 受到了学界广泛的批判。一些学者开始从全新的角度来探索前资本主义时代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 并把研究的重点从集中在外部因素的影响转移到研究社会内部结构的自身发展上。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这种学术趋势, 产生了一批引人瞩目的学者和研究成果, 如: 魏斐德( F. E. Wakeman) 与卡罗林·格兰特( Carolyn Grand) 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 1975 年) 、施坚雅( G. W. Skinner ) 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1977 年) 、史景迁( J. D. Spence) 和约翰·威尔斯( Jo hn Will s) 合编的《从明到清》( 1979 年) 等。在这些众多的学者中, 孔飞力无疑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刘广京教授曾以魏斐德《大门中的陌生人》和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两书为例, 称誉这两位作者是美国六、七十年代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史动态最杰出的史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对孔飞力学术贡献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孔飞力1970 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体现了“中国中心观”的学术特点: 采取内部的( 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 准绳来决定历史现象的重要性；以地区、省、县或城市划分中国, 进行地方史研究；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 研究民众的历史；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并与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柯文的这一评述是比较客观的。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在美国中国史研究转向“中国中心观”的过程中, 孔飞力始终走在这一学术潮流的前头, 成为领引美国中国近世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名重要学者。
首先, 就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来说, 美国史家早就认识其益处, 只是由于这种方法在五、六十年代或隐或现地与现代化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才背上了沉重的“西方中心”的包袱。相对来说, 人类学家这方面的负担要轻些。在孔飞力之前, 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费里德曼( Maur ice Freedman) 和美国学者施坚雅已经运用人类学知识, 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弗里德曼根据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和其他一些材料写出了一批关于中国社会(宗族) 和文化的论著(如:《中国东南的氏族结构》、《中国的氏族和社会》) 。施坚雅则对泰国华人社会和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社会结构进行了研究, 其突出的成就是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等复杂情况与人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起来, 并对中国农村的集市规模进行了分级。他们两人都对孔飞力的学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孔飞力曾明确表示自己“从弗里德曼先生的著作中获益匪浅”, 在《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一书分析湖南临湘团练结构时, “采用了施坚雅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但从严格意义上说, 弗里德曼和施坚雅主要是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来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 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还存在诸多缺陷,如施坚雅就承认他更多的是从结构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互作用来探讨问题, 很少去探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一点, 至少对史学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孔飞力则不同, 他是运用人类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 《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一书讨论的主题是18 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社会秩序的崩溃过程以及上层社会对这种过程作出的反应, 并直接与中国社会的演进及其原因联系在一起。这种从人类学得到启示并把它和历史分析紧密地交织进来的学术方法, 使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看到中国社会的军事化与旧秩序的衰落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