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看似潜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从根本论，还是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一个根本的例证是，东方人看世界，是从一般到特殊，从整体到个体；西方人看世界，恰恰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整体。譬如讲，我从小长大的村庄，用中文来表述，就是：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而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在信封上的表述是：老庄村王楼乡延津县河南省中国。两者的表述，是截然相反的。不要小看这个差别，证明在两者的目光里，相互已经把对方的世界颠覆了。二〇〇九年夏天，我在欧洲住过两个月。九月份的时候，我来到杜塞尔多夫。杜塞尔多夫临着莱茵河。这天傍晚，我和杜塞尔多夫的朋友麦润在莱茵河畔散步，我顺口问了一句：“莱茵河的河水有多深?”麦润马上显得非常紧张，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有些不解：“为什么?”她说：“因为，莱茵河水的深度，春天跟夏天不一样，秋天跟冬天也不一样。”我听后哭笑不得。这不是对一条河的判断，而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哲学的不同。如果是在我们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你随便问一个村人，村边河水的深度，他都会马上给你答出来。他不会考虑春夏秋冬，他关心和想到的，就是当下河水的深度。如果他不知道精确的深度，也会说：“大概两米吧。”或者：“大概两三米吧。”知道这种差别，我就不再难为麦润，不再追究莱茵河水的深度。第二天傍晚，我和麦润又见面了，麦润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用麦润的逻辑，回答了麦润：“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今天过得早晨跟中午不一样，中午跟晚上又不一样。”麦润弯着腰笑了。
五
说到文学，我十分理解亚洲当前存在的焦虑：克服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学。但我要非常遗憾地说，单说到文学，起码在中国，从来没有以欧洲为中心过。从时间上讲，西洋文学来到中国，比洋灯洋布洋车和洋皂晚多了，比西方的宗教也晚多了。日常用品和宗教，从十九世纪中叶，就随着洋枪洋炮大踏步地涌入中国，而西洋文学来中国走亲戚，却是二十世纪初的事。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才给外域文化和文学在中国的插脚，提供了方寸之地。但是，当时能走到中国来的欧洲文学，并不是同时代的欧洲文学，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老古董和老人家，如但丁、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化和文学的相互交会，总会有一个时间差。但是，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快被东洋鬼子也就是日本人对中国的入侵给打破了。当一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文化和文学的功能就会脱离文化和文学本身，而转到社会和民族的层面。那时在中国最流行的文学是“抗战文学”，也就是描写中国人抵抗日本人那场战争的文学。中国现在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那时文化和艺术的集中体现。于是，西洋文学的幽灵，仅仅在中国停留了片刻，就被东洋鬼子的枪声给赶回了老家。接着是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提倡的是革命文学。应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欧洲文学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这时的欧洲文学，指的不是以英、法、德、意为中心的欧洲，而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前苏联。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苏联作家的名字是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的大街上，开始跑欧洲的汽车；中国的家庭里，开始有欧洲生产的电视和电冰箱；欧洲文学和欧洲的作家，才随着这些汽车和电冰箱来到了中国。中国读书的人，开始知道萨特、加缪、普鲁斯特……但是，这些欧洲作家在中国的时运也不济，因为美国文化，如豺狼虎豹一样，也紧跟着来到了中国。他们的步伐，可比欧洲文化和欧洲作家快多了。因为他们的文化大多是商品，于是很快像汽车和电冰箱一样，全面占领了中国的文化市场。如今二三十岁的中国人，如果他生长在城市，他从小吃的肯定是肯德基和麦当劳，电视里看的是NBA，电影院里看的是好莱坞大片。如同上世纪初，洋车洋皂来到我们村一样，这一代是吃美国物质和文化的奶长大的。欧洲文化和文学，跟他们几乎没有交叉过。欧洲文化和文学，仅仅生存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