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为全书重心所在。作者主张前述两种历史文化都是从自身所处的区域来看世界，两大文明各自认为自己的区域才值得被称为世界，且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模式也无法兼容。然而十三世纪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出现，使得这两大历史文化透过“草原之道”结合在一起，为世界史的出现搭设了舞台。本书作者主张，由于蒙古帝国统合了欧亚大陆，并重新划分其政治边界，因此可以说后来的中国、俄国与土耳其等民族国家的出现也是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遗产。他更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其实首先诞生于华北，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经由欧亚草原传入地中海世界与西欧，加上海上贸易发达，因而揭开了现代的序幕。而且蒙古帝国独占了欧亚的陆路贸易，以至于处在外围的日本与西欧被迫转向海路贸易，遂开启了海洋帝国的时代。
作者认为在蒙古帝国治下，整个世界可以被视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可以说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是世界史以前的时代，十三世纪后才出现了真正的世界史。其中又以十四世纪初期供职于伊利汗国合赞汗廷的拉施特（Rashid al-Din，本书译为拉希德丁）所编著的《史集》为代表。该书从蒙古人及其他游牧部族的历史写起，然后述说了蒙古大汗的历史以及蒙古以外各国人民的历史，包括自《旧约圣经》中的亚当以降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的阿拉伯帝国、波斯、赛尔柱、花剌子模、中国、法兰克（包括罗马皇帝与教皇）及印度等地的历史，规模远超过以往的历史著作（194-196页）。
虽然哈佛大学中国与内亚史教授傅礼初（Joseph Fletcher）认为在十六世纪以前不可能有所谓早期现代（1500-1800年）的全球整体史（integrative history），因为直到十五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文明仍旧与亚、非、欧洲隔绝，而且学界对该地区的早期历史仍旧缺乏了解。其论点确实也有理有据。不过如果我们将冈田英弘的论点做些修正，称《史集》这部以成吉思汗黄金氏族为中心的欧亚史，在规模上堪称最接近现代意义的前现代世界史作品，也许争议会更小，且能更适切地描述其意义。
当时在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下，这种欧亚世界一体的想象不仅反映在史学的时间概念上，也反映在制图学的地理概念中。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与蒙古史教授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aki）在《颠覆世界史的蒙古》一书中就曾经比较过当时分别成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幅世界地图：一是由犹太人亚伯拉罕·克列斯克（Abraham Cresques）绘制，现庋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加泰罗尼亚地图》（Catalan Atlas，也译为《卡塔兰地图》），成图时间约为元朝失去对中原控制不久后的1375年。另一幅图则是朝鲜王朝绘制于1402年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前者由八张长幅图组成，西起大西洋、不列颠岛，经北非、中东与印度，东达中国。里面的许多地名明显受到《马可·波罗行纪》的影响。而后者应当是以元代流传的《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两种底图绘成，图中记载的诸多行政区名称为元代称呼。该图东起日本、朝鲜半岛与中国，并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欧亚大陆与非洲，西至欧洲边际。这两幅世界地图对距离本文化越远之地区的记载粗略程度不一，但呈现出欧亚一体的意识和视野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如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混一”所表示的，蒙元不仅终结了中国史上三个半世纪宋辽金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也是华夷的混一，其范围约相当于当时的欧亚世界。
作者认为明朝是蒙古的继承者，理由是明朝实行带有元朝色彩的军户制与封建制等（166-167页），而这些确实都有蒙古统治的成分在内。但是到了明代中叶，虽然封建制仍旧存在，军户制却已日益废弛，并逐渐改为募兵制。关于明朝继承元朝制度的问题，学界也有了更为细致的理解。在西方中国史学界，近年来风行的宋元明转折论就强调元朝在这段时期中的关键角色。而在中国学界，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近来则提出两个南北朝的理论，即第一个南北朝与后来的宋辽夏金第二个南北朝，而唐宋变革则是两个南北朝之间的过渡时期。而在中国历史与制度发展上，也存在着南朝与北朝两条发展方向。元明之间的继承关系在这个理论中，则可以视为由辽夏金元朝代表的军户制、户役法与封建制等北朝传统在明初被继承，但明中叶以后如募兵制、一条鞭法与民营纳税等近似中唐两宋为代表的南朝制度逐渐复苏。因此后来形成南北两种体制并行的情况。这种分析其实要比作者冈田英弘仅以明初的情况下结论要来得更加全面，也更能描述即便明承元绪，但其后来的发展轨迹却是逐渐偏离元朝传统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