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地中海型与中国型历史的诠释作了过度概括，故出现将两者本质化而无法互通的情形。但就笔者看来，地中海型与中国型历史中其实也有互通之处，即都强调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确实存在如作者所言希腊与波斯两大定居文明间的对抗，但是作者忽略了该书的另一个主题，即定居波斯文明与游牧斯基泰（Scythian）文明之间的和战。至于作者所谓停滞的中国式史观，从本书着重分析的《史记》来看，北方游牧匈奴民族与南方定居汉朝的对抗也是一个重要主题，而且这种对抗是出自于两种文化间不可化约的差异。如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金鹏程（Paul R. Goldin）在《在古典中国里作为哲学问题的草原游牧民族》（Steppe Nomads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in Classical China）一文中所提到的，古典中国哲学中原先认为所有人类的本质相同，只是存在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在圣贤的教化下是可以被改变的。但到了《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所记载之中行说与汉朝使节间的对话，正表明了汉文化习惯不见得适合所有人（如匈奴），并承认即便是教化亦有其界限。
反观其他受蒙古帝国影响下编纂的史书，也并非都如《史集》一般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以据信出于蒙古史家之手的《蒙古秘史》为例，其内容也是详于蒙古本部与黄金氏族的历史，而在述及其他定居文明时，也同样存在着记载粗疏与年代不清的情形。因此《史集》的出现，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特例。
也就是说，地中海型、中国型以及后来的蒙古型（或中央欧亚型）这三种历史观之间的差异可能并不像作者所说的如此水火不容，而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则是三者之间共有的主题。因此我们在思考前现代欧亚世界史的写作模式时，如果能从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出发，那么前述的这三种历史模式其实都能作为吾人撰写前现代世界史的思想资源。
另外在第七章“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中，作者对日本史学界历史分期的反思也值得我们思考。冈田英弘认为传统日本史学界的日本史、东洋史与西洋史三大分支，由于缺乏共同的分期标准，因此无法从中为新的世界史发展出一个适当的研究架构。例如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中将皇帝专制视为中国走向“近世”（即近代）的指标之一，但是在西方，专制主义主要的发展仅仅限于法国，并不能作为整个西方的发展代表，因此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这个批评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史与世界史分期的分期问题，而本书主张以蒙古帝国成立为世界史分期的标准也值得纳入考虑。
简言之，笔者同意本书主张以蒙古帝国成立为分期的中央欧亚视角有潜力成为未来世界史学界的典范，但这并不需要以贬抑其他文明的史观为代价。反之，吾人实可以从这些不同的史观中持续汲取养分，以便创造出更具解释力的世界史典范。
最后针对本书存有疑义与校订未尽之处作一补充，书中正文第1页，将阔阔出视为铁木真的堂兄弟，是因为阔阔出之父蒙力克曾对铁木真有恩，故铁木真尊称他为“蒙力克父亲（Mnglik echige）”，但实际上铁木真与阔阔出应无真正的血亲关系。第72页，回鹘汗国的“吉尔吉斯人”，历史上称其为“黠戛斯”。第161页，“伊儿汗国”为旧译名，现多译为“伊利汗国”。第199页，《蒙古源流》一书偶误作《蒙古流源》。同页“布儿罕合。勒敦山”中之句号为手民之误，应去之。第215页，“满州语”应作“满洲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