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代人都根据现有的发展水平向前迈进，他们使用已有文明成果的方式可能是前人始料不及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将这些成果都笼统地视作“副产品”？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中国人民大学上本科时，我与社会学系的几位同学交好。学生私下聊天，一般不会称呼老师大名——那样显得太正式。于是，潘绥铭老师被称为“老潘”，周孝正老师被称为“老周”，李强老师的尊称是“强爷”，郑也夫老师却被直呼“也夫”。这不仅是因为“老郑”留给了人大社会学系的创始人郑杭生教授，更是因为学生们感受不到与也夫的年龄差距。他在学问上从无老辈人的守成做派，反倒生猛得像个小伙子。新近出版的《文明是副产品》便是一部“老夫聊发少年狂”之作。
指向目的论的“六脉神剑”
人们往往把已有的事物视作当然。拿自身起源来说，从远古到今天，大部分人相信神灵有目的地创造了人类。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自然选择下的一系列机缘巧合使猿类转变为人类，生物演化也不存在从低级到高级的必然趋势。不过，人们还是倾向于认为，文明发展是人类有计划的理性产物。农业的产生不是为了吃饭吗？印刷术的发明不是为了读书吗？《文明是副产品》（以下简称《副产品》）旨在批判这些想当然的说法，即需求导致发明的“目的论”（Teleology）。该书详细探讨了六种早期文明成果的历史起源，包括外婚制、农业、文字、造纸术、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
一样事物的起因常常不同于维持它的原因。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前者等同于后者，就会倒果为因。可人们习惯接受目的论，这首先因为它是一种方便的解释。建立一种目的论很容易，驳倒它却要备尝艰辛。我们的祖先虽然见证了文明起源的真实过程，然而由于历史的层叠累加，真相在后世变得扑朔迷离，甚至湮没不彰，“仓颉造字”这样的神话便流传了几千年。“文字”是《副产品》中最精彩的一章，从陶符、泥筹到象形和字母，作者剥茧抽丝地还原了文字的起源过程。也夫称写作这一部分前后花了八个月工夫。探索文明的起源不仅需要持久的毅力，也需要敏锐的直觉和深刻的洞察力。全书多处细节闪现着思想的火花，在学理上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需求角度来说，目的论容易被大众接受。阴谋论就是一种很典型的目的论。《平行历史：阴谋论塑造的世界》一书作者阿罗诺维奇称：“根据我的研究，这些理论（阴谋论）不会自行消失，或只是少数人所持的观点。相反它们会变得更加阴险，传播也更为广泛。”从供给一侧来看，目的论也不断被有利害关系的人制造出来。如在政治领域，掌权者一面塑造自己“奉天承运”的美好形象，一面将政敌刻画为“密谋作乱”的篡权小人。对这些目的论的解构便含有政治上的意义，有助于将相关人物拉下神坛。
当人们提到“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或“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些说法本身就带有目的论的意味，似乎两人在行动之前已经明确意识到他们将要发现或发明的事物。然而，据也夫推测，就像哥伦布试图登陆印度而意外发现美洲一样，蔡伦也因为碰巧受到树皮布的启发，才借用过来“发明”了造纸术。也夫甚至猜测他与工匠合谋，有意欺瞒了皇帝，从而掩盖了造纸术的诞生真相。
在私下交流中，我建议也夫将“精神文明”也纳入他的考察对象，他似乎并无兴趣。其实很多伟大的宗教和学说也并非是“创始人”有意识地建立的，后来的发展甚至完全背离其初衷。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提出一个大胆猜想——犹太教源于埃及的阿顿神教。公元前十三世纪的法老阿克那顿（Akhenaten）致力于在全国推广一神教。这触犯当时贵族和祭司的利益，在法老死后，一神教即遭废止。弗洛伊德猜测，摩西是阿克那顿的追随者，他本是埃及贵族，为传教逃亡到以色列。犹太人后来结合这种一神教创立了自己的宗教，并杜撰了有关摩西的神话故事。我本人并非宗教史专家，无力判断弗洛伊德学说的真伪。这里只是借其著作说明，伟大的宗教也可能属于其“创始人”意料之外的“副产品”。
“文明”是“副产品”吗？
《副产品》讲述了六个精彩的历史故事，每个故事只针对特定的研究领域，然而作者的雄心并不止于此。也夫使出“六脉神剑”这一招，意在论证一个远为宏大的命题，即书名“文明是副产品”。在我看来，此书像是一座尚未建成的剧院，已经树立起了六根巨柱，却还不足以支撑起硕大的屋顶。
从逻辑上说，枚举法属于一种不完全的归纳法，已经论证的案例并不能证明某一规律也适用于其他案例。书中讨论的六项文明成果都出现在农业时代或更早的时期，作者对目的论的反驳是否也适用于工业时代？工业革命虽然出现在晚近，却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曲线上真正的拐点——在此之前人类生活在“马尔萨斯陷阱”中，之后便进入高速经济增长时代。关于文明演化规律的研究，如果不涉及工业时代，至少是不全面的。
启蒙时代后，人类开始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张扬理性的价值，整个世界逐渐被合理化（rationalized），工业时代的文明成果更有可能是目的性和计划性的产物。著名物理学家费曼（1918-1988）曾言：“物理学就像性爱，它也许会带来实际的东西，但这并不是我们从事它的原因。”然而随着避孕技术的发达和普及，人类的生殖行为越来越具有计划性。试管婴儿甚至意味着生殖完全脱离原初的性爱机制，进入理性的技术流程。原子弹和人类登月是二十世纪的两大科技突破，前者由“曼哈顿计划”完成，后者由“阿波罗计划”推动。今天，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和管理着基础科学研究，世界上的多数科技成果都是在有计划的资助项目下完成的。
从“文明”的内容来看，《副产品》探讨的只是文明的起源。文明包含四类活动：创新、应用、传承和发展。后三者都属于目的性的活动，只有起源阶段的创新可能是意料之外的副产品，比如中国古代的术士在炼丹过程中偶然发明了火药。一旦人们了解到某些原料的组合具有爆炸威力后，就开始有意识地研发杀伤力更大的火器。曾经重创中国的洋枪洋炮，其军事威力大部分来自技术改进，而非我们祖先意外的发明。我们一方面不能将维持事物的原因当作产生它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不可只根据事物的出身来定性它的成长。
我对“副产品”这一比喻也存有疑问。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代人都根据现有的发展水平向前迈进，他们使用已有文明成果的方式可能是前人始料不及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将这些成果都笼统地视作“副产品”？副产品的本义是制造某种产品时附带产生的物品。也夫在书中显然使用了它的喻意，即做某事而导致了计划之外的结果。这是从前人的角度而言的，在后人看来则未必如此。在《副产品》的最后一章，也夫将文明演化分作五种机制：给予、借用、杂交、发明和互动。以借用为例，中国古人从石碑拓印中受到启发，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他们改进主产品的制作技术，拓展其印刷功能。与其说雕版印刷是石碑拓印的“副产品”，不如说是升级换代了主产品的生产工艺。
我们的祖先当然不可能预料到他们的成果所带来的全部后果，可这不意味着那些后果都是“副产品”。达尔文曾借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来发展自己的进化论。马尔萨斯不会预想到进化论，可它正是马氏理论衍生出来的“产品”，只不过由后辈学者完成罢了。佛学家从因果角度对此作过有意义的区分：引发后果的潜力称为“有”，由后果观照的前因则称为“行”。至于X射线和伟哥等机缘巧合的意外发现，英文则有“serendipity”一词专门指称。
基于上述几点原因，我认为“副产品”这一说法并不准确，甚至有些误导。那我们如何命名与目的论对应的概念？前人早已为我们准备了“事故论（accidentalism）”一词。尽管日常用语中的“事故”带有贬义，根据牛津英语辞典，它也可以用作中性词，意指“偶然因素导致的事件，并无明显的或有意图的原因”。事故论强调事件发生的偶然性解释，比如一连串无法预知的事件导致了戴安娜王妃的车祸，而不是有人故意要谋害她。这一思想可用两句古诗来形容：“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
事故论、目的论和趋势论
事故论和目的论的争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展开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四因”解释中就包含“所为因”，也就是古典的目的论。他在《论动物的产生》中写道：“……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牙齿长出并显露为这个样子；这并非基于其原因，而是其目的……”亚氏认为牙齿似乎具有生长的“意志”，在分子生物学的时代，我们自然知道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比亚氏晚出的卢克莱修在其名著《物性论》中否定了这一解释：“身体中的器官并非为了我们使用而变成那样。它们碰巧变成那样才是被使用的原因。”
随着现代科学的昌明，目的论逐渐退出自然科学领域。然而，目的论在对人类活动的解释中依然大有市场。在思想史意义上，《副产品》可以看作事故论者对目的论者发起的最新一次挑战。在我看来，事故论比“副产品”更好地概括了文明演化的五种机制，它并不认为下一阶段的文明成果必然源自上一阶段成果的次要产物或功能，只是强调其偶发性特征。考虑到《副产品》一书的研究范围，《农业时代的文明起源——一个事故论的解释》也许是个更恰当的书名。
除了易于接受和利益驱动，目的论还深植于我们的文化心理——我们很难相信伟大的人类及其文明仅仅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产物。听说进化论后，一位英国贵妇的第一反应是：“我希望它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最好不要被人知道。”全世界几大宗教几乎都建构在超自然的目的论基础上，它们不仅宣扬一种理论，而且提供一种意义，尤其针对尘世中的偶然事件。事故论也许更接近真相，但听上去太不可爱了。如果只有它能够解释文明演进，我们真得替人类的未来捏把汗。
所幸，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或然性。天气预报告诉你，明天的降水概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一种或然性的表述方式。每一起车祸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事故论的，其肇因甚至荒谬可笑。然而，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宏观层面，就会发现特定时空的交通事故都有明确的统计规律可循。虽然无法预测某一起车祸的事主和时间，交管部门的人士却很清楚哪些地段属于事故高发区域。文明演进也存在或然性的规律。1784年，康德发表了一篇关于“普遍历史”的论文。他开篇即从统计学来论证人类活动的规律性。康德进而推断，尽管不存在明确意识，人类却服务于自然的“隐秘意图”：“个别的人、甚至整个民族都很少想到：当他们每一个都……追逐着其自己的意图时，他们在不知不觉地依照自己并不知道的自然意图，……为促进这个自然意图而工作……”
我们现在可以从或然性的角度考察一下文明的起源。重大的文明成果源于多项偶然因素的组合效应。历史只呈现了一根因果链条，如果链条的某一环节断裂，是否演进就会中止呢？我想很可能不会，因为偶发因素在其他地方还会出现。假以时日，它们组合的可能性便会大大提高。这就像某人在一生中遭遇车祸的概率大大高于他某一年出事的概率。《文明的解析》作者查尔斯·默里曾挑战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死后的两千年里，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家可以独立地发现形式逻辑，可他们没有发现。……我们确知逻辑学只在一个地方（古希腊）由少数几个人发现过一次……”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对形式逻辑这种高度抽象的文明产物，两千年也许并不算长。我们很难断定，如果再给两千年，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是否依然不懂形式逻辑。
无论文明进程具有多少偶然性，我们大体可以观察到，发展会被保留和传播，而衰退则受到抑制。在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已故的美国古生物学家古尔德曾提出“右墙理论”，雄辩地指出生命演化的无方向性。但他在《生命的壮阔》一书中也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跟文化变异，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文化蕴含（自然则欠缺）巨大的潜力，速度极快，而且可以累积方向性。……自然进化中没有可以预测结果的原则，也没有更趋复杂的运动。但是文化天生就具有进步潜力和更趋复杂的性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类的本性推动文明走向特定方向，尽管这些方向的具体路径充满了不确定性。在人类接近或走过文明的里程碑时，他们才会意识到这些趋势，这时自然的“隐秘目的”似乎已然昭显。在最近的访谈中，也夫表示欲借《副产品》一书批判人类“理性的自负”。其实，理性的问题不在于揭示历史趋势，而在于论述时用第一人称取代了第三人称，以革命宏图代替了“隐秘意图”。
在或然性的解释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并不矛盾，它们各自描述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特性。经过几千年的交锋，事故论和目的论正在交融汇合，我们不妨称其为“趋势论”。也夫在书末强调，人类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不等于否认趋势的存在，也不等于人类无法认识趋势。作为一种历史哲学，趋势论一方面将我们从杂乱无章的诸多“事故”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它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上，有别于口含天宪的历史决定论。它使我们意识到，作为物种的人类，正向那未知的目的地迈进，以充分展现自身的伟大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