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改革在新英格兰取得的成功来之不易，霍尔对其中的艰难险阻并没有低估：改革者中的各种分歧，清教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改革并没有事先的规划，妄想瓦解或用某种自愿的教会形式来取代英国国教会的人都有生命危险。而在改革的结果中，政治创新的成分与维持政权的守旧传统并存，经济、政治和宗教力量以及市镇和地区间的差异使改革的目标受到损害。殖民地领袖温斯洛普和查理一世在根本的权力观念上是一致的：保证了少数人的统治地位，同时向人民许诺那些分配给君主和贵族的权力不会变成“暴政”，从实质上“阉割了民主的意义，消除了任何与人民主权相关的内涵”（36页）。作为历史学家的霍尔认识到“所有这些事实使得我们密切注意殖民地人如何做出决定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尽可能仔细地研究历史记录。谁应该拥有投票权？他们又想要什么样的统治者？财产继承应该如何安排？什么样的批评和异见表述才是可以接受的？世俗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反之亦然。土地应该如何分配？这是每个市镇会议讨论最激烈的问题。初看上去似乎枯燥无趣，但是市镇、教会和殖民地的记录提供了非常有趣的证据，说明殖民地人是如何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的”（第4页）。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对历史文献记录的准确选择及精细 解读，显示出霍尔作为新英格兰宗教史研究权威的深厚功力，也使该书具有引人入胜的阅读快感。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作者对于改革进程中的各种诉求、言论、抉择、行动及结果的细节分析中，透露出政治改革也是一种利益的坚持与妥协的过程。霍尔最后总结说：“殖民地人渴望改革世俗社会和教会，他们同样认识到社会安宁靠的是让步和调解。从16世纪中期清教运动在英格兰兴起之时开始，这样或那样的让步就是其标志之一，虽然有的殖民地人希望能够从头开始，但他们的大胆尝试是和务实的态度及实践同时共存的，这在谢泼德的坎布里奇随处可见。”（215页）改革者的务实性格和政治妥协艺术是这部殖民地人改革史中需要细心分辨和体察的问题，这使我们避免把殖民地人民的改革斗争史脸谱化。
霍尔非常警惕地拒绝把各种概念标签贴在殖民地人的身上，不把他们描绘成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等等。这种警惕与谨慎并非简单地出于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简单化”或“概念化”，而是出于对类似“自由”、“公正”等这些概念在当时殖民地人的生活语境中的准确把握。例如他指出马萨诸塞《自由权利法案》（1641年）中的“自由”“多半是防止未经授权的和不公正的世俗政府的作为，而不是开向个人自由的通道”（前言）。他对于今天容易被看作是民主政治的实践也非常审慎地称作“公众参与”。但在另一方面，霍尔自始至终毫不掩饰他对新英格兰殖民地改革的历史研究所具有的现实关怀，他在前言中就指出：“在当下的美国，似乎任何针对这完全失控的资本主义的认真、果决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时刻，写作17世纪早期人们对改革的热望，使我对殖民地人的抱负格外激赏。”（前言）在全书最后他说得更为明确和尖锐：“在当下的美国政治历史中，每一项有益的改革企图都受到最恶劣的自私自利的阻挠：任何对‘同情’的吁求都被误导，目的是保护腐败的现状；这种幻灭的体验和当时殖民地人可能有过的类似经历一样令人不安。他们也被他们的对手污蔑是搞分裂的、不爱国的，哪怕正是他们把正义和公正引入了社会、宗教和经济生活的组织结构之中。今天，公正何在？殖民地人有能力冲破17世纪早期英格兰社会对权力和语言的滥用，我们是否能够从中获得启发呢？”（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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