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古村落保护应有村落法。”已是古稀之年的冯骥才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建言依然与古村落有关，他多次呼吁保护古村落，留住中华民族的“乡愁”。

已做了30余年全国政协委员的作家冯骥才，虽已年逾七旬，但仍不服老，多年来一直奔走于传统古村落保护的过程中，体验了“五味杂陈”的况味。

冯骥才并不避言古村落保护与城镇化过程之间有矛盾。“人类历史在由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大量村落消失。”

到全国各地的古村落调研走访，对冯骥才来说是“家常便饭”。他越来越感到，除了保护村落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外，更重要的应是保护村落里的原住民。

“如果原住民走光的话，所有的记忆、文化、习俗就全部带走了。”冯骥才认为，村落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地方，必须能够让村民有生产生活的来源，同时又要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

冯骥才曾到访过欧洲阿尔卑斯山地区一个古老的村落。他看到，家家户户门口的篱笆上百花争艳，古老的木质结构的房子里全部是现代化设备，遥控设备也用到了所放牧的牛身上。

“他们在享受着一种历史美的同时，也享受了科技带来的现代文明。”冯骥才认为这才是古村落保护的一种理想状态。

“但在中国，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居住的村落是一种文化，哪些是美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冯骥才说，文物贩子一来，雕花的窗户可能就卖了。

他不无担忧地表示，“古村落保护确实是件很难的事，既要让人们有文化自觉，又要让他们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再过20年，这几千个古村落能剩下一半就不错了。”

然而，他又乐观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到保护古村落的行列中。一次，冯骥才到河北保定大汲店村走访，那是一个很古老的村落，一帮年轻人找到他，拿出了自己做的村落档案。

感动、高兴之余，冯骥才说，“曾经，我很失望。但越往前看，当人们越来越富裕的时候，人们还是会有回过头来亲近自己的根的情怀。”

乡愁是家国情怀，是文脉延亘，也是精神归属。记得住乡愁，即有心安处。它不仅铭记在古稀冯骥才风风火火的跋山涉水，也流淌在青年博士生行色匆匆的字里行间。

春节期间，一位博士生写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疯转。这位博士生眼里看似普通的乡村生活见闻，触动了一大批读者，在春节返乡之际引发了人们对乡土文明的思考。

博士返乡笔记之所以走红，原因在于他通过实实在在的文字描绘了当下农村文明的衰败，也讲述了当下农村人生活的迷惘。

农村文明的衰败，在这篇返乡笔记中有迹可循：一方面是情感的衰败。农村中的亲朋好友，幼年时的发小，也仅仅在这几年聚一聚，“走亲戚像完成任务”、同学聚会也可能因为炫耀而变味，原本意义上宗法、血缘和地缘关系，变得淡漠。二是文化的衰败。都说农村是根，可是，我们来到农村，却找不到祠堂，春节拜年就是和父老乡亲寒暄一下。再加上没有报纸杂志，农村文化也只剩下了形式化的习俗。

上推三代，我们都是农村人，而下推三代，或许绝大多数国人都将是城市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说，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中国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所有在城市工作生活而父母在农村的人，在春节这样一个城市与农村文明大交汇的特殊时期里，都会产生情感波动，发出一些这样那样的感慨。这样的情感共鸣，也正是这篇“博士笔记”走红的原因。

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在转型时期里必然发生激烈的冲突，正如近日火热的电影《狼图腾》中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在这样文明冲突中，我们每个人都身不由己，被文明裹挟着走向更为先进和便利的生活中去，正如《狼图腾》的主角陈阵口口声声说喜欢草原却最终选择回到北京一样——城镇化趋势不可逆，但如何保存我们的农村文明，却值得所有人去思考。

2010年，《中国在梁庄》出版，“梁庄”的女儿梁鸿写下梁庄人留守在梁庄的故事。此后，她跟随走出梁庄的农民的脚步，辗转十余个城市，记录他们与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这便是《出梁庄记》。

“‘故乡'成为一个很大的话题。”羊年春节，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博士返乡笔记”引起很大反响，梁鸿说当时留下这样一段评论，“现在一听到‘故乡'、‘乡愁'这样的词语感到头皮发麻。”

“这是一个很感性的说法。我想表达的是当一个词语被这个时代反复使用时，恰恰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时刻。因为它可能仅仅是一种情绪，或是所谓的怀旧。此时，正是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分析的时刻--我们为什么要谈论故乡？故乡对于一个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对于写作者又意味着什么？”梁鸿解释。

“实际上，故乡这个词本身是属于距离的。当你离开你的家，不再归属于那个地方，你才能说回到故乡。在这个意义上，当你说故乡时，你和家乡已经不再是一体的了。比如，我在北京教书，我有稳定的生活和收入。尤其在这个时代，我们习惯于这样一种说法，‘我的故乡沦陷了'；当我们说沦陷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置于高于家乡的位置。”

“故乡为什么能引起大家的讨论甚至争论？”梁鸿认为，这是因为故乡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怀旧词语或一声哀叹。“在这个时代，故乡其实是一个特别政治化的词语，涉及今天最核心的矛盾，比如乡村该如何发展；城市化发展的背后，我们该如何安置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等。”

“跟我的梁庄老乡在一起聊天时，哪怕是在西安的一个出租屋里谈，他也就像还在家一样，谈的是跟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事情，没有距离感。”梁鸿坦承，写作时必须面对某种书写者的悖论。从故乡出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写作者的我，我以“故乡”的视角看待村庄，但你所写作的对象，梁庄还是他的家，这本身是空间或者说认知上的错位。写这两本书时，我一方面努力把自己当成梁庄的女儿，以亲属的身份来写作，希望能把他们的生命流动写出来。另一方面，我希望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视野，用一个反观的视野看待梁庄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应有严肃的一刹那，思考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思考这个社会的核心议题，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梁鸿说，自己的写作可能会一直跟故乡相关，“不管是回到故乡，还是从故乡出发，对我来说都是精神的原点，它能使我对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人有更深刻的思考。”

乡愁是潜藏于每个人心底的一种思念情绪，一旦远离故土，便会或急或徐涌流而出。乡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对亲友、乡亲、同胞的思念；第二层是对故园情景、故国山河、旧时风景的怀念；第三层也是最深层的，是对历史文化的眷恋。

乡愁，在海外华人心中始终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也因此有了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乡愁就像一张透明的网，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

在著名诗人余光中看来，“乡”不同于同乡会之“乡”，“愁”的意义也不单纯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乡愁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层是亲友、乡亲、同胞；第二层是故园情景、故国山河、旧时风景；第三层是历史文化。乡愁不仅是对生活过的故乡、故居、故人的怀念，更是一种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整个传统文化的故国时空。它不仅是地理的，也是历史的。

乡愁是心理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传统文化元素等合成的果子。“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的乡土观念和亲情观念早已化成深深的情结，植根于华夏儿女的骨髓之中。也正因为此，海外华侨华人的离乡之痛、思乡之苦往往会比其他族裔来得深远、绵长。

那么，海外华人的乡愁从何而来？又为何如此绵长强烈？

“跨一步，便成乡愁。”家的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敏感带，它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归拢着中国传统的长幼亲情，形成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趋向。游子思归、落叶归根、衣锦还乡，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最深切、最浓郁、最真挚的一种情结。

其次，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使得中国人常常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所以离开故土的海外华人，往往会觉得不稳定和无着落，体验到‘放逐'的巨大失落和酸楚，体验到漂泊痛感。而对故土的回忆、怀念和追寻，便成为治疗漂泊痛感的良药。

此外，华侨华人一方面失去与家乡的联系，失去了旧有的文化依凭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在新环境里无助无望，原有的自我意识在新环境中得不到认同与赞许，就会产生语言、文化、种族、生活习惯、空间距离等方面的疏离感和漂泊感。特别是当原有的母体文化与居住国的客体文化之间产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会觉得自己是置身于社会的“边缘”，是文化身份模糊的“他者”。所以，在这种心态下，即使是奋斗有成者，乡愁也如影随形。

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人的一个内在行为要求，而海外华人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这种确认就显得更为重要。文化寻根就是要确定“文化身份”，所以对他们而言，故土不仅仅是一种地域上的归属，还是一种文化归属。

不过，海外华人这种自觉的文化寻根意识也使得他们更容易产生文化乡愁，而这一层面的乡愁是不会受到时空阻隔的。

故乡，是中国人伦文化中一个古老的话题。归思欲沾巾，低头思故乡，日暮乡关何处是，明月何时照我还，乡愁总是伴随着那些暮春，那些落日，那些明月，在古典的烟波江上迷离着，荡漾着。

唐大历四年早春，诗人杜甫溯湘江而上，经乔口、铜官和新康到了长沙。诗人寓居长沙前前后后约近两年，虽然生活谈不上幸福，但不忙也不闲的他却因被长沙人文地貌吸引，以及所遇见的朋友，而颇有些惬意。往来酬唱，也还不少。而湘江便如一条白练，一头牵着诗人向南奔避，一头牵着诗人向北怅望。

唐大历五年夏末，臧玠长沙之乱平定。人们发现南逃避难的杜甫又回到了长沙，还是租佃了先前那间简陋的茅屋小楼。此刻，诗人的身体非常之差，老病复发，还伴有剧烈的咳嗽，已然很不适合吃住在船上了，茅斋成了他唯一可以安身歇息的地方。更多的时候，他就呆在茅斋里吟诗看书。因茅斋面临湘江，富有情趣的诗人便将其取了一个颇有些雅致的名字，曰：“江阁”。

江阁外的美景确实令人怦然心动，然而，穷处之士，何谈雅兴？无论身体还是心情，都不允许诗人去观赏窗外的景致了。万般无奈、不尽哀伤深深地刺痛了诗人，大限将至却仍处江湖之远，如此这般，岂不是无补于邦国，无济于自身，就会老死于潭州？

又是中秋，明月皎皎，皓月当空，江上波光粼粼，偶尔有小舟在江上穿梭游弋，发出一阵阵欸乃欸乃的摇橹声。诗人静静地坐在江阁窗前，遥看江上月色。就着月色，诗人伏案疾书，抒不尽的思乡之愁，挥毫落纸却如云烟……不知道为什么，诗人竟然一夜无眠。清晨，江畔子规在啼，诗人明白，那是故乡对游子的声声呼唤！诗人已经在外漂泊太久太久，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这年暮秋，思乡心切的杜甫决意北归。离阁登舟，回望江阁庭院，江畔波浪狂涌，寒风吹衣。为了生活离开家乡，在外飘然，谁知却因社会动荡不安，生计也拙劣不堪。而今，有心思归，中原依是战马萧萧，只怕归家之愿亦难实现。冷秋悄至，金风乍凛，青枫浦那两棵快折断的枫树上，叶子红彤彤的。病入膏肓的杜甫强撑着身子，颤颤巍巍地写了一首《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的诗，与在湖南的亲友告别。虽然自己“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但深深地祝愿亲友们“大府才能会，诸公德业优”。

秋风萧瑟，残阳如血。巍巍岳麓静穆庄重，江心洲上橘子红了，江阁婷婷袅袅似顾盼，湘江两岸寂然肃杀一片。小船驶离了长沙驿下的青枫浦，一叶孤帆飘飘晃晃，渐渐地消失在北方……

在顺湘江而下的归途，诗人去了，这一年，他58岁。但诗人内心的那股浓浓的乡愁却始终在长沙乃至湖南这片大地上充盈洋溢着。

历史上，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商业的发展而出现的。1820年，纽约人口仅有12万，虽然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但不过是一个受欧洲文化影响、处于欧洲文化边缘的港口小城而已；1870年时，纽约和布鲁克林合计有140万居民，城市面积增加了10倍。1820年时，纽约是美国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到1870年时，全美已有14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人。美国是19世纪城镇化进程最快的国家。

欧洲一些国家的城市化更早。以英国为例，1821年，伦敦已有138万人口。联合国城镇化报告指出，1900年全球仅有13%的人住在城市，约2.2亿人；到2005年，全球有49%的人住在城市，约32亿人；2030年，全球将有60%的人住在城市，约49亿人。伴随着人口的大量转移，城市化也将人类文化关怀的重心由宫廷和乡村转移到了都市，西方的城镇化在文化上就有深刻的影响：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小说、波德莱尔的诗、印象主义的绘画等都有城镇化的印记。

美国人对于城镇化有过思想上的挣扎。早期，欧洲人到北美来，向往着要建立一个新的伊甸园和充满田园风光的世外桃源。其时许多名人是反对都市化的，如托马斯·杰佛逊就是一个代表，他认为欧洲那样的大城市只能滋生腐败。托马斯的“反都市主义”对很多学者影响深刻，一些人认为应对都市化从认识和文化上予以抵制。人造的都市环境、城市社会的分工损害了人的真实性和人与自然界的联系，损害了美国理想中最基本的东西。一些人则认为都市生活对健康和想象力的独立性会构成危害。

与此同时，城市的赞美者也层出不穷。到了19世纪中期，托马斯没有城市的美国理想就不再是无可争议的了，描述都市生活的富裕和个性的美国传统开始露头了。乡愁的存在空间也被进一步的压制和占据。

每年春节过后博客微信上的回乡记述，基本都是一幅“乡村沦陷”的图景：萋萋荒草、断墙残壁、田园荒芜、村落空寂，青壮男女离乡背井，白发翁媪倚门而望……

从“文化”的角度，这的确是一幅末日图景。特别是当村落里的一些历史符号，比如名人故居、先贤遗址、古寺旧庙被人遗忘、日愈破败，那些小时候体验的习俗礼仪荡然无存，破落衰败变得可摸可触；加上市场经济下种种人情浇薄、你虞我诈，甚至于见死不救的现象，感觉世事纷扰，劳碌奔波，记忆中的乡村愈发变得景物怡人、风俗淳美，成为了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

正如陈寅恪评说沉水自尽的王国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大家都是农耕文明所化之人，乡愁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带来的苦痛。 这些沉浸乡愁、述说乡愁之人，尽管愁绪万千，但不会无可救药到像王国维先生那样，“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工业化、城镇化让人们享受着越来越多的现代文明，成为无法抗拒的诱惑，越是这个时候，作为心灵守护者的文化，愈发凸显其保守属性，所以当他们返回乡间，难免合唱起乡村的挽歌。他们希望还能看到小河潺潺、炊烟袅袅，听到“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他们控诉城市的堵车、雾霾以及老死不相往来的人情淡薄，感慨覆巢之下，已无完卵，城市的发展使农村也受到了污染，但这些从土地上拔足离开的人，只不过说说罢了，他们并不是厌倦官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而是渴望过上更美好的城市生活的寻梦人，因此断不会真的像他那样归隐终南、躬耕畎亩。

人与土地的关系的确变了，过去劳动与土地结合创造微薄的财富，现在它直接成为了商品。从文化角度这似乎是土地的“沦落”，但从经济的角度，它却是城镇化的必然。

工业文明的凯歌高奏，伴随的一定是农耕文明没落的挽歌。没有农村的“衰落”，就没有城市的繁荣。美国、法国、以色列等成为农业强国，一个前提就是传统农民的大量减少。冯骥才倒是很明白，认为要保住那些村落，根本的问题是要留住人。而这恰恰无法做到，因为它与工业化、城镇化背道而驰。农村人口的减少不仅是工业化、城镇化的现象，更是进入这种“化境”的必然途径和手段，因此，村落普遍的“空壳化”是一个必然。

从某个角度，这就是中国农村的历史宿命。虽然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但换一个角度，对于落后的农业大国，这何尝不是一种否极泰来，或者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