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近年来，高校改革中频频出现教师“非升即走”的规则，常常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杨阳说：“非升即走原本是美国高校常用的制度，和他们的管理体系、评价体系相关。近年来许多学校把这个制度拿来，当作高校改革的核心，给教师造成的压力极大。原因在于，我们拿来了人家的制度，但是我们的教育环境没变，我们的行政化问题没有改善。而且一般都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年轻教师压力尤其沉重。如果仅仅是计量化的考核，那么有压力、心中有气，最多也不过是对这个管理方式的不满，但再加上行政化导致的各种不公，就会产生对某个管理者个体的不满。”
教师不应是
计件工人
对管理者个人的不满，在沉重的压力之下，最容易演变成针对个人的暴力事件，而要减少暴力事件，却需要整个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的继续改革。
暴力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一系列的原因综合造成的。对此，杨阳说：“首先要改变的，可能就是管理方式了。我们国家在前十多年就已经提出以教师为本位的高校管理理念，但还应该加快改革的脚步。教师本位首先要尊重教师，按照教育和学术本身的规律去管理高校，落实教授治校，不要再把教师当做计件工人，才能培养教师的人文素养。去行政化也需要在职称评定和晋升，学术评价等方面要多体现学术权力，而不是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更应该是一个服务者，而不是干预者。当然，行政干预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公，但它非常容易给人不公的感觉，同时，倘若行政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机制，也容易产生腐败、不公等现象。”
行政化管理也好，量化考核也好，如果不能激励教师，反而给教师压力，无疑就说明它在高校管理中的问题。杨阳说：“倘若我们把各个高校的规章制度拿过来看，就会发现，这些大同小异的管理制度，都凸显这两个字——压力。它们的内容，大多都是怎么管理教师，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考核，达不到标准时怎么处罚等，一本厚厚的管理制度，涵盖着科研、教学等等诸多方面，但却很少有怎样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怎样去激励教师的内容。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高校教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也要衣食住行、也要柴米油盐。杨阳说：“我想，各个高校在教师的晋升、考核等制度的制定上，应该更加科学，以避免管理制度的不完善给教师带来过于沉重的压力。”
知识不再和修养有关
暴力事件毫无疑问是不对的，而高校教师身上的暴力事件，每每能够引发人们的格外关注，其实和人们对于高校教师的想象有关。
杨阳说：“可能许多人对高校教师的认识，首先是知识比较多，其次是涵养比一般人更高。这样的印象不无道理，不论中外的传统，都有把知识分子看成是精神贵族的历史，因此，社会上对他们有更高的道德要求，也就顺理成章。问题在于，造就那种精神贵族的社会环境已经变了，现在的高校教师，并不能完全按照以前的观念去看待。”
对于中国高校知识分子来说，最显著的变化来自于近20年。杨阳说：“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进大学的时候，高校还保留着比较浓厚的人文气息，高校的知识分子，也还保留着比较好的人文素养。当时高校中的教师当然也有压力，但主要是行政化管理方面的。现在尽管国家在推动去行政化，但效果并不特别理想。同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又多了资本的压力。可以说，当今社会的高校管理，受到行政和资本的双重影响。”
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被教育和学术以外的力量影响，必然使得高校的生态发生改变。杨阳说：“大学世俗化的情况值得关注，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庸俗化现象。由知识带来的人文气息越来越淡薄，知识就不能再作为衡量修养的标准，斯文扫地也就在所难免。”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