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水利专家，史书对他有所记载，但直到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被意外地挖掘出来，我们才可以稍稍窥探到他作为水利专家所做出的功绩。
作为画家，他更是默默无闻。直到1953年上海市青浦县章堰乡北庙村南的高家台出土了几块任氏家族的墓志铭残石，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的生卒年月、籍贯、出生地和家庭基本情况。
治水之余，他酷爱画画，特别是画马。然而，身为朝廷命官的任仁发，画马的目的并不在于自娱自乐，《五王醉归图》确有深意。
《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唐代的张彦远郑重提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他强调绘画的社会文化功能，特别是道德教育的意义，否定了将绘画仅仅看做是怡情养性之事的观点。任仁发正是从此点出发，挑选了“五王醉归”这个经典题材，细心描绘，此中确有教化之深意。
他以画记叙这一段典故，表面上展现帝王之家的兄弟情谊，其实质是在探究面对特权，帝王如何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天下百姓做出表率。
任仁发的这一绘画指导思想，在他的另一幅名作《二马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图画法简洁，卷上仅有一肥一瘦两匹马。肥马一副养尊处优之态，挽马的缰绳拖在地上，无人束缚； 瘦马瘦削如柴，疲惫不堪，虽无人理睬，却仍被紧套着笼头和缰绳。任仁发在题跋中阐明了画意：“世之士大夫，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
因此，任仁发画马是为了明志，为了警示和激励自己。他十分清楚士大夫与一般读书人不同，与强调以个人为中心的文人更不同。他要像画中的瘦马一样，廉洁奉公，即便忙于水利而累得皮毛剥落，骨瘦如柴，也无怨无悔。他鄙夷与痛斥那些贪官，鱼肉百姓，把自己养得肥肥的。他为官一生只求“按图索骥，得不愧于心乎？”
中国人爱马画马，赋予了马极为丰富的物质及文化内涵。自古至今，人马画是一个复杂的画科，它汇集了人物画与鞍马画，表现人与马在生活中相互依存的复杂状态。追溯美术史上画马的名作，可以微观地了解到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同时窥探到社会政治的导向。
除唐代外，元代是画马的另一个鼎盛时期，以赵孟頫为核心的赵氏家族，其画马艺术影响到元明诸家，另一个以家传为主的人马画家群便是由任仁发所开创。与赵氏家族单纯追仿唐代画风所不同的是，任氏画马体系糅入了下层社会喜爱的华艳多彩的艺术格调。这一体系的画家有意识与文人画的笔触拉开距离，强调在写实的基础上挖掘写意的旨趣。但由于任氏家族在朝廷中缺乏地位，未形成强有力的艺术辐射圈，所以，到了明初，由任仁发所开创的画马技法及理念渐趋枯竭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人们能通过《五王醉归图》卷，重新关注中国美术史上画马的另一个体系，实属难得一遇的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