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九年(1893年)，南洋侨商首富张弼士忙着筹备烟台张裕酿酒公司之际，原籍北爱尔兰的英国传教士詹姆士·马茂兰，在烟台大马路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贸易公司，中文称作“仁德洋行”。
一段来烟洋商四十余年的经营传奇，自此拉开序幕。
洋创业
老马茂兰夫妇19世纪80年代已来到烟台传教，起初仅靠英国政府发放给海外传教士的微薄津贴生活，日子艰难，有时还得由家境富裕的本地信徒接济。后来他们在传教时发现，烟台及胶东一带妇女心灵手巧，但大多闲居在家，生活贫苦，就打算把这些廉价劳动力组织起来，教授她们编织花边，销往海外。既做了善事，赢得当地民众好感，又能从中获利，改善手头拮据的窘况，可谓一举两得。
应运而生的仁德洋行，启动资金来自老马茂兰积攒的传教士津贴及教徒捐赠，为了标榜洋人也尊重“仁义道德”的中国传统，讲究经营信用，特取名“仁德”。稍后，老马茂兰夫人还设立了一间教会手工学校(后改名培真女校)，专门收容生活无着的女子入学，半工半读，学织花边。她们毕业后再辗转传授，几年下来，仅烟台一埠，借此为生计的妇女数以千计，花边生产成了烟台兴盛一时的行业。
到20世纪初，生意日益兴旺的仁德洋行，资金滚动积累达到五六万两白银之巨，进出口贸易量一度居山东境内洋行首位。根据《中英条约》中“协定关税率”的保护条款，仁德出口货物享受关税豁免优惠，销往海外市场的花边，以教会慈善性质的孤贫院出品之名义销售，也不用在入口国纳税。再加上收购花边及付给女工的报酬，都使用中国的铜元，而出口结算则收英镑，汇率利差可观，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也很强。
1916年，老马茂兰病逝于烟台，仁德洋行业务由精明强干的老马茂兰夫人接管，具体事务则从上海聘请英籍经理人负责。老马茂兰夫妇育有两子两女，均在烟台出生和受教育，长子大马茂兰一战时应征入伍，战后与美国富商之女结婚，并得到后者资助。1923年前后，他重返烟台加入仁德洋行，1926年正式出任经理，还兼任烟台外国商会主席。
多元化
大马茂兰主管时期，仁德洋行生意达至鼎盛，为外国资本在烟台最大的一家，进出口及商务代办业务居于山东全省首要地位。它不仅在青岛、济南设立分支公司，在威海、上海等地设有联合股份公司，还到香港注了册。洋行内部设茧绸、发网、花边、印刷、进出口五个部门，并斥资收购了一家经营不善而倒闭的船行。洋行上层高管多为英籍人士，各部门由熟悉本地情况的中国人协助打理，各级职员200余名，工人则有300多人。
比如，仁德洋行经营的发网业(各地收集头发染色编织而成)，初始投资不过一两万元，两三年间即获利十数万元。据仁德洋行华人经理后来忆述，在最景气的年份里，该洋行发网的年出口额，多达800万银元。而“两头在外”(原料和市场都在欧洲和美国)的麻布绣花来料加工一项，仁德每年出口额约1000万银元，纯利润为惊人的500万元。
除了大做进出口贸易生意外，1917年3月，仁德洋行接手正式出版了一份《芝罘日报》，夏季16版，冬季10版，前后发行20多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才被迫停刊。大马茂兰执掌仁德之时，兼任路透社驻烟台记者，亲自采写消息，平时仁德不仅每天出版报纸，还设有电台定时收发路透社新闻电讯。
1929年左右，中共烟台特别支部创办的《胶东日报》，就是仁德洋行印刷部印行的，但很快因言论触怒当局遭到查封。另外，驻烟台国军内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刊物《新胶东》，也是仁德承印的。
生死劫
仁德洋行又开设了专为烟台外国侨民服务的电影院，初名“月宫电影院”，在烟台领事路附近。因地方狭窄，便与德商道孚洋行在烟台山下东海关附近(今朝阳街路南)合办“金城电影院”，1935年1月开设营业，有座位300个，后扩建至800个，在当时规模算得上相当可观。1939年英德宣战，两家洋行拆伙，仁德独自经营影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仁德洋行遭到日本方查封，影院也被日伪接收。
仁德洋行48年的历史戛然而止，大马茂兰本人也难逃一劫。
据仁德洋行老人回忆，因为大马茂兰在1940年前后，曾通过路透社报道中国抗日部队挫败侵华日军的消息，早已上了日本驻烟台领事馆的黑名单。日本宪兵队查封仁德洋行及所属企业的同时，借机将他逮捕，由烟台解往青岛，随即秘密杀害，事后还假意找中立国瑞士驻青岛领事作证，诡称他是“暴病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