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的中国命途多舛。在北方，英法联军进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北狩，并在次年死在热河行宫，将这个破碎的帝国连同不满10岁的继承人爱新觉罗·载淳，一同留给他的嫔妃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这一年新签订的《北京条约》，又为这个破败的帝国增添一笔高达800万两的战争赔款。而此时，帝国的赋税要源，南方的半壁江山，已然沦入太平天国之手。形容这段历史时，有一句老生常谈——“落后就要挨打”。 但，大清朝真的是“落后”吗？根据一个“吊诡”的数据，就在1860年这一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32.9%，排名世界第一。当然，就算不谈这个数据到底有多少真实性，这个“第一”也是靠茶叶、瓷器、丝绸撑起来的。 1860年 中国制造业世界第一的数据到底来自何方？ 这个数据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2010年在CCTV财经频道热播的纪录片《华尔街》中：“1860年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美国只占1.8%，处于世界第一的是中国，占到32.9%。而到了1900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到15.8%，中国占到11.1%。”奇怪的是，这组数字与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1820年中美全球GDP比重中的数据一模一样。
说到全球制造业总产值比重的数据，只有贝洛赫在《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的《1750—1900年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中提到过一个估算的数字，1860年，中国的世界工业生产份额是19.7%，确实比美国的7.2%要高，但却比英国的19.9%低0.2个百分点。 “神话第一” 前数字时代的中国制造 其实，无论是32.9%，还是19.7%，无论在国际上的排名是第一还是第二，对1860年的中国人来说，根本无关紧要。按照瑞典汉学家毕汉思打趣的说法，中华帝国乃是“一个没有邻国的帝国”，“第一”对这样一个帝国没有意义。 帝国之治理，归根结底不过两大主题：一是税收，所得赋税用以维系整个帝国系统的正常运转；二是维稳，也就是保证帝国系统的运转别出太大纰漏。在这两大主题之下，一切与税收和维稳相关的话题才会被拿到桌面上仔细讨论，比如各省缴纳税赋数额，地方有无叛乱等等，至于贡献这些税赋之人，只要他们不造反即可。 但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对名次和数字都漫不经心的态度，创造了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神话般的第一。根据布洛赫的数据，在1750年，中国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2.5%，直到1830年，这个数据仍然占到29.8%，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 即使数据可能有所夸张，但仍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中国制造”的魅力——仅在1855年，茶叶输出量就高达15793700磅，5年后更上升到4千万磅；景德镇烧造的白瓷，在广州依照西洋画法彩绘后，行销海外；丝绸甚至出现在英国乡村小镇杂货铺的货架上。而衣被于天下的中国织布业，甚至将印度当成了原料产地。 但这个“世界第一”并非一架充满活力、喷吐着蒸汽高速运转的机器，而是由全国各地难以计数的小手工业者，长期默默无闻的工作拼凑起来的泥足巨人。 在传统中国，制造业被认为是“副业”，丝绸和布匹的产出靠的不是大工厂里联合作业和机器生产，而是家庭主妇一寸一寸辛勤地踏机纺纱，其目的也不完全是为了适应市场，更多是为了补贴家计。至于我们津津乐道的苏绣、闽茶、景德瓷等，大规模的生产只出现在几个地区，联合的生产方式亦甚少见，更多的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生产模式。 在清代景德镇，往往一个窑厂的徒工就是一个家族，维系家族产业是这种制造业的根本，个人获得薪酬几乎可以微乎不计，因为所有盈利都会在家族内进行分配。物质资本的积累也几乎不会用来进行技术革新——很多家庭以家中的窑和手艺有着数百年的传承而自豪，技术革新被认为是“有悖祖道”。 这种“神话第一”，看起来辉煌无比，但其实就像瓷器一样，美丽、精致，但是易碎。欧洲凭借其强大的技术革新力量强占中国全球制造业第一的地位，中国“神话第一”的地位也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