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处于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会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他们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界虽然出过“罗素月刊”、“杜威五大讲演”、“杜里舒讲演录”，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思想和学术。当时对泰戈尔的态度也是这样。泰戈尔本是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印两国的友谊而来的，是为了推动东西方文明的和谐而来，并非要分出东西方文明的优劣或只取一端，但在当时纷乱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环境下，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这种“无问”态度，很多欢迎者和反对者都故意或无意忽略了。
正是在老诗人因为得不到理解而黯然神伤的时候，是清华的师生以真诚的心理解了老诗人灵魂深处的这种温暖的博大。就在当时国内欢迎和批评声浪都正烈的时候，清华老师陆懋德就客观地指出：欢迎派和反对派都误解了泰戈尔。欢迎派将泰戈尔视为印度革命领袖，“因欲利用彼鼓吹革命主义”；反对派则批评泰戈尔反对物质文明，而“泰氏亦非劝人绝对不用物质文明，不过指出物质文明之弱点，使人知物质文明之外，尚有精神文明之重要而已”（陆懋德：《个人对于泰戈尔之感想》，《晨报副刊》，1924年6月3日）。此公允之论，直至今日，都显珍贵。
在清华大学期间，泰戈尔才在访华期间找到了中国真正的友谊，恢复了内心的平静。老诗人在清华的日子里，与清华的师生们做真心的朋友，他和清华的青年学生们比心而谈，启发了很多清华学子在迷茫中触摸到了自己的初心，找回了生命的真实、民族的真实、国家的真实。
清华师生“望穿眼”
清华与泰戈尔的结缘，始于1917年4月26日、5月24、3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06、110、111期）开始连载《印度诗人塔果尔传》。虽然在这之前，欧阳仲涛于1916年2月在梁启超等主办的《大中华杂志》发表了《介绍太阿儿》，且文末注明“未完”，但直到该杂志终刊，未见后续。所以，《清华周刊》上这篇文章，应是国内较早最全面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的传记。文章将泰戈尔一生分三个阶段，即“幼年时期”、“办学时期”、“学说”。文章介绍了泰戈尔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观点：“一言以蔽之，西洋文化为都市文化，东洋文化为森林文化。西洋之格致，仅及于物质形下之格致也，以此征服天然界，不綦难哉。东洋之格致，直将吾心灵扦外物，外物不必皆为有形之物。”文章也指出了泰戈尔以印度文明代表东方文明。但作者认为，最古老的东亚哲学，“莫古于易，今之通儒”。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并不相悖：“咸谓易理与佛经多相通。”文章持论客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比较，也中肯有据。1918年夏，《清华周刊·第四次临时增刊》（第4期）又发表了宋春舫的《国运与文学》，其中将泰戈尔的作品与“国运”相联系：“对于唤起人民爱国之天良，而慰其琐尾流离之困；对于世界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与之心，而祝其有恢复自由之一日也。”他希望中国也出现泰戈尔这样能以文学拯救国运与衰颓之势的作家。
